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科学时代的人类学现实主义

[提要]人类学是关于现实主义的学科。文章明确区分了现实主义和科学主义（或者说客观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应该确认包括民族志在内的所有知识得以产生的语境及其偶发性。而科学主义（一套将科学作为权威来源的说辞）却悖论式地否认科学本身得以生成的语境。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不但以社会经验为依据,并且也意识到以此获得知识的种种局限性。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市场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审计文化以及各种强权暴政,这些势力出于其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正想方设法取代各种质性的修辞研究,从而遏制批判性的思想。有鉴于此,现实主义不啻为一个探索人类学理论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的较为恰当的视角。     

“文革”十年，有人结婚也有人离婚

结婚登记情况分析“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的结婚和离婚登记均由区政府民政科办理。1968年5月，结婚登记下放到各街道办事处。1975—1976年间，各区革命委员会地区组开始接管此事。1977年婚姻登记正式复归民政部门。由此可见，尽管“文革”十年间的婚姻管理模式发生过数次的变动，但基本的管理是持续的和正常的。     

阅读毛泽东文本：认识论问题

毛泽东的认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混合物。研究毛泽东的思想需要理论干预,应将其文本看作理论推演的实体,并关注文本中现有的理论主张、合乎逻辑的假设和建构方式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程度。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南的民族志诗歌

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南在地域上山水相连,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密切的。这个区域里居住着众多的民族或族群,他们的文化相似性和可比性是很明显的。从跨国的视角来探寻文化互动或文化个性,这是一个理想的地域。这些不同民族或族群身份的诗人写作的民族志诗歌是探寻各自文化共性和个性的较好途径：虽然诗歌创作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语言,印度东北的土著诗人通常用英语写作,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诗人经常用汉语写作,但是这些诗人都受到了近代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影响。同时,这些诗人的诗歌也受到了当下全球化的影响,比如本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教育现代化、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等冲突的影响。因为受到了相似的影响,这个区域内的民族志诗歌的风格和肌理是可以比较的;诗歌的主题和内容也是可以展开对比研究的。     

社会转型期助人被讹现象的人类学分析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过程往往会导致传统与现代在价值观、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冲突;当代中国也不可避免要经历这些变化。通过分析助人被讹现象的特点、社会原因和道德后果,试图揭示社会转型期间两种伦理体系的冲突及其对个体行动者的影响。文章将首先考察"做好事被讹"现象的主要特征。大多数讹人者都是那些本该获得同情和帮助的年长者。再将探讨"做好事被讹"现象对社会的多方面影响,认为"做好事被讹"事件尽管少有发生,但它对社会信任、同情和道德互惠原则造成了重创。最后探究导致这种令人恼火的行为产生的多种社会原因,也广泛讨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     

对神灵的殷勤与祭祀

仪式的流程是所有与神灵和祖先相关的中国仪式中最为基础的。这些仪式所涉及的是组织仪式活动的祭祀者以及接受祭祀并能够对祭祀活动作出反应的神灵之间的一种关系。在人类学中对仪式的描述有两种范式。一种是“殷勤”（hospitality）,另一种则是“祭祀”（sacrifice）。     

当代中国的音乐及社会差序——京剧票友会与摇滚乐队“派对”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当代中国的两种音乐活动形式——京剧票友会以及摇滚乐队派对。这两种音乐形式虽然在风格上截然不同,但是两种社团在结构上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这两种活动形式基本上都具有我们所称之为＂为位＂（positioning）的行为,参与者由此在音乐活动中找到他们各自的位置。而且,两种活动形式都涉及到＂外来者的融入＂（outsider integration）,即允许陌生人的参与并在活动中找到他们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