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类主体的本体论纯思——论冯友兰的人哲学

冯友兰作为中国 2 0世纪杰出的哲学大家之一 ,以其最为擅长的“正的方法”对类主体进行了本体论的纯思 ,建构了一个理性人哲学系统 ,并对存在的理想状态及其进路作出了自己的阐释。解读冯友兰的人哲学不仅是冯友兰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而且有助于当代中国哲学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     

ASMEC-O:一个基于主体的开放经济模型

为了分析国际贸易对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 ,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主体的开放经济模型———ASMEC -O。模型由两个独立的国家组成 ,并通过外汇主体联系在一起。每个国家都由多个家庭、多个企业和一个政府组成 ,他们通过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家庭依据收入和价格进行消费 ;企业依据库存量和销售量制定生产策略 ,依据利润、销售量和价格制定销售决策 ;政府通过税收和支付社会保障金来维持经济的平等。通过国际贸易 ,两国的产品可以相互流动。外汇主体可以将一国货币转换成另一国货币 ,并调整汇率的大小来反映资金的波动。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关税控制进口产品的数量。在模型的运行过程中 ,家庭可以应用遗传算法进化其劳动生产率 ,企业可以应用分类器系统完善其定价策略。实验结果表明 :发展中国家通过适当地制定关税 ,经济可以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 ,平均失业率逐步下降 ,汇率趋于稳定。     

加快推进增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深刻阐述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来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的发展要求.近年来,增城市认真落实中央提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落实中共增城市委十届五次、六次全会提出的工作目标,不断创新发展思路,抓住重点,落实责任,努力实现城乡发展的新跨越,在实践中探索和开拓全市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泰国华人社会的文化复兴运动--同姓团体的大宗祠建设

在泰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同姓团体的一种类型--宗亲总会持续不断地产生.创立宗亲总会目的在于一是为华人的族群认同提供依据.二是宗亲总会所建的大宗祠是象征华人民族群体的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建筑物.同姓团体其大宗祠的建设标志着泰国华人社会的文化复兴运动的兴起.     

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受阻的博弈分析--以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责权关系变迁、政府治理价值导向以单位行政区为主体、环保监督乏力和追责无头等构成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受阻的根源。提高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力,要明确各级政府的管辖范围,改变以单位行政区域为治理主体的政府治理价值导向,构建体制化、标准化的多层系区域协同组织,推行环保督察"回头看"。     

从成员结构看现代教师阶层

在讨论教师阶层时,很重要的是要探讨教师的结构及其基本作用。因为它与按性别和年龄分担各自工作的家庭不同,教师阶层,特别是作为职业团体的教师阶层具有各成员分担正式规定的职务的性质,不同的成员结构有可能使阶层内的价值规范、气氛、人际关系和道德等状态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本文主要以现代教师阶层的年     

新媒介和决策过程

如果能够实现共用天线电视系统(CATV)、字符图形电话呼叫信息网络、以多种文字广播为代表的新媒介和以不同机种的计算机通信等为基础的高度信息通信系统(INS),社会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政治的决策过程也不得不做相应改变.对决策过程分析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格雷厄姆·T.艾利森.过去一直采用的决策过程基本概念模式是"合理行为者"模式,如为了说明政府的行为,政府就要分析当时要达到什么目的,根据这种目的采取什么行动是合理的,这就象在说明、预测人的行为时以合乎目的的选择为前提一样,对政府的决定     

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转变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

关于“知识分子”一词的概念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一词今天在世界各国的知识世界中与社会主义、集权主义或意识形态等词频繁地合用,而且和这些词一起构成了一组概念模糊的词组。因此,要论及知识分子,大多先从“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个定义出发。从日本的情况看,在近代日本,显然也曾有过实质上与西欧的“intellectuals”相应的人。日语里所使用的这个概念若按历史顺序排列,那么明治维新以来的称呼有:1,学者;2,有学识者;3,有识者、     

东亚合作的区域主义分析

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揭开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序幕,ASEAN+3框架下的金融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合作的进程.在经济危机面前,以区域主义替代华盛顿共识下的全球标准,谋划建立地区安全体系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实质.东北亚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次区域,这一地区内部各国间积极的经济、人员交流为推进地区合作创造了条件,但是同时也存在很多障碍.只有通过民间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达成次区域合作,才能使东亚最终走向一体化.     

人工智能时代证明标准客观化的负效应及其克服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技术驱动下的统一证据标准和逻辑经验法则的可算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减少司法随意性,却显性地压缩了主观要素的适用空间,将证明标准引入更深层次的客观化,产生事实认定受到客观化规则侵蚀、陷入证据法定主义窠臼的负效应。在证明标准强调主客观融合的背景下,应当秉持证据裁量的基本立场,用证据裁量能动主义克服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缺憾。客观化的证明标准只是底线的证明标准,是主观结论形成的基础,应当由事实认定者运用自由心证作最终的审查和判断。未来应通过制度建构纾解证明标准客观化产生的负效应,建立客观化证明标准的技术指南开示与异议机制,以期实现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领域的良好应用,促进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