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白华的比较视界

理解宗白华的散步美学,探析其比较意识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他美学成就的获得建立在博取古今中外艺术文化众长的基础之上。所以本文从分析比较意识的原动力——文化使命感和比较意识表征中的“博”在文化参照与“专”在画学的结合入手,旨在述评比较意识与宗白华美学思想相交合的价值以及在文化心态和方法论层面带给当下美学研究者的启迪。     

环境伦理:生态文明的道德基础和建设手段

伴随着人类社会迈进21世纪,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开始在孕育兴起和形成.从世界范围来看,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发表的<有类环境宣言>到可持续发展的提出,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以及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对生态文明的呼唤已成为时代的间符.     

神、圣崇拜:汉代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渊源流变

神、圣崇拜是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它经三代"法天"到东周"崇圣",至汉代终于在帝王身上集结为"唯神"、"唯圣"的价值取向,从此"万变不离其宗".而当帝王成为神、圣的化身时,神圣价值就走向了它的反面.不但丧失了拷问世俗的积极功能,反而变成对世俗政权的屈从与维护,对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扼杀.中华文明从先行到落后的历程与这一精神传统的形成是直接相关的.     

郑茉园诗序

郑君茉园。长沙世家。科第联緜鼎盛。君兄弟尤以才学著显。先业隆富。至君兄弟稍清贫。以家风樸俭。人但、知、其、贵、盛。不知、其、处、约、也。余虽生于长沙。而稀接故家。垂老游燕吴。始与君兄弟得相见。以余、好、为、诗、故、知、君、兄、弟、工、诗。又廿余年。与君同在蓟门。乃承以全集见示。起丁卯至甲寅。册八年中。游半天下。所至輙摅写襄。发挥、幽、愤。於骨、肉、友、朋、国、事、之、哀、乐。及山、川、景、物。使读、者、乍、悲、乍、喜。若与、同、游、而、相、唱、(?)、也。不     

拉萨市弹性城镇化路径初探

跟随全国整体城镇化趋势,拉萨开始了既有普遍意义,又兼具自身特色的城镇化进程.本文认为,拉萨已走上弹性城镇化道路.基于这一论断,文章从拉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生态保护和地区国防安全三个角度讨论拉萨弹性城镇化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拉萨市城乡经济具有季节上高度互补性特征,政府主导的农村就业转移政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形塑弹性城镇化的重要条件.然而,由于拉萨城镇化处于起步阶段,弹性城镇化依然存在城镇经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力不足、农村经济对剩余劳动力推力不足,城乡交通不便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不高等问题.     

习近平生态思想探析

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和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显现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在续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厚道发展观;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制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以"生态红线"为生命线的生态安全观。梳理习近平的生态思想,对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公有制下国家所有权制度的变革和完善

我国公有制下的国家所有权面临权利主体不清、公权私权不分、人民受益不足等诸多现实问题,因此需要根据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规则重构这一制度。在坚持公有制和全民权利、全民利益的原则下,改“国家所有权”为“国家财产权”,还原国家财产权的本质属性;区分国有公物和国有私物,赋予不同公法主体法人财产权和国有企业独立财产权,实行不同的国有财产治理方式,尤其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配置资源,是理顺国有财产法律关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从“范蠡”到“陈涉”:明清诗学视野中的陈子昂

朱熹、方回等人从开启盛唐诗歌创作的角度,把陈子昂推举为唐诗大家。明七子重视"四唐分期"和辨体,基于陈子昂初唐人的身份而否定其大家地位。明清诗论家通过吸收传统"诗教"说、扩大师法对象等方式对格调说加以改进,陈子昂作为初唐诗风终结者的身份最终定型。陈子昂地位的起伏反映出后人对格调说的接受以及时代诗学观念对唐诗经典体系建构的决定作用。     

知识论与本体诠释在艺术与思想上的审美新向

精神科学的社会诠释,对应的是发展的社会现象。在经典与网络新文的矛盾与争执中,有着更高更远层次的重新审察与超前诠释。在人类的差异相处中,让生活实践跟上先进思想,以"有趣"之美育力争精神志向的和平转型,让诠释更具新的社会生命的张力。文化情境就是精神绘画的意境,在一个力求使权力高度警觉、人文价值倍加关注、学术立场高度清醒的"三统一"的场域里,历史与当下给出的平台,也更能使人得到应有的理解与旨趣新的所向。     

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三支柱——“9·11”以来美国ODA政策的调整与评估

"9·11"事件发生以后,反恐战争的需要推动美国开始重新重视发展援助问题,并逐渐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支柱的地位。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军事手段的局限性、国家实力的相对下滑,再加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和援助竞争的出现,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发展援助的额度,在援助地域上更加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代表的最不发达国家倾斜,在援助领域上更加重视对教育、人口、健康和良好治理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在援助质量上,美国ODA的赠予指数、最不发达国家援助比率等指标也得到显著提高。ODA也有力支撑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增强了美国全球治理的能力,影响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不过,美国的ODA政策明显受制于其经济实力的不足和援助条件的苛刻,同时也难以在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方面发挥正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