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

前记《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是印度人民创造的两部伟大的史诗,在印度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它对我国文学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研究者认为,《西游记》就是受《罗摩衍那》的启发写成的。《罗摩衍那》故事大致流传于公元前二世纪。因为它是民间流传的史诗,不可能确认一名作者,传说是蚁垤所作,实难相信。可能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扩大而形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新时代背景下,职业生涯规划是大学生追求美好幸福生活、 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环节.针对当前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引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新思路,增强大学生和全社会对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视程度,改革教育教学模式,积极拓展教育教学资源,最终使职业生涯规划惠及全体大学生.牢牢把握住新发展理念,科学系统地指导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对于构建和谐文明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浅谈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机制创新

高校是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承担着人才培养、体制创新和服务社会的重要使命。为了推进高校持续发展,必须配备一支高素质的教职员工队伍,其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创新就显得极为重要。本文分析了现阶段国内高校在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探索与创新策略。     

上市券商股CAPM模型适用性及收益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了在我国A股上市的20支券商股2012—2014年的交易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的手段,发现券商板块股票β系数整体偏高,投机性强,对信息反应敏感且剧烈,是我国股市的风向标,2015年119暴跌中券商股集体跌停也应证了这一点。还验证了CAPM模型和三因子模型在券商股板块的弱适用性,β系数、账面市值比、市盈率等指标与个股收益率显著相关,对其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对券商股领域的行情分析及新投资者选择标的资产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

“文革文学”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 ,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在主流文学由为极左政治服务发展成为“阴谋文艺”的过程中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一个重要的过渡 ;由《艳阳天》到《金光大道》,再到《百花川》、《西沙儿女》,浩然完成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独特角色的塑造 ,典型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由“文革前”到“文革”演变的全过程     

关于“chis”一词的翻译问题

任何一位研究敦煌藏文文献或古代藏文石刻的人都会碰到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困难,其中有:文献的支离破碎和残缺不全;不能确定的或有时是不规则的拼写法;不常用的拼写习惯;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词语在通用的辞书中根本找不到,而现代藏人也无从理解。十年多以前,H·E·理查森写了一篇极为有趣而且富有价值的论文,文中考释了这些费解的语词之一“chis” (按照法国习惯使用的藏义转写法,chis实际上相当于我国通用的tshis。——译者),而这个词恰恰未被收录在辞典之中。他从古代石刻(噶迥碑、江浦碑和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新考

关于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籍贯问题,尽管《史记·高祖本纪第八》(以下称《高祖本纪》)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的记载,但至今诸家注说仍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笔者考究诸书,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如次。关于刘邦的籍贯,归纳起来有两说。一说:沛县人。见1980年版《辞海》。持此说者还有如下两种具体提法:(1)沛县丰邑人;(2)沛县丰乡人。其根据是将《史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从司马迁以“仁而爱人”评价平民刘邦谈起

正对于电视剧《楚汉传奇》及其顾问王立群关于"平民刘邦是‘乡间泼皮’‘流氓皇帝’"的说法;由于他们均标榜自己的说法来自对史书的研究,许多观众读者可能还以为真是源自汉代著名史家司马迁之(《史记》)太史公书。欲知底里,不妨再认真研读《史记》、《汉书》,并比对历代学者对之《注》说,进而探求太史公记述"微时刘     

我参加历届国际藏学会议的经历

我今天把国际藏学会议的历史先说一下吧.国际藏学会议成立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原因是当时欧洲的一些年长的藏学家们,为了纪念西方最早的一位藏学家——匈牙利人乔玛①——而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藏学会议是在匈牙利召开的,第二次是在维也纳召开的.但是当时的国际藏学会议都是老年的藏学家在参与,没有青年人,于是青年人就有些不服气,觉得既然是国际藏学会议,为什么只有老人参加,而没有青年人的机会呢?在1976年,这些青年人就在瑞士的苏黎世举办了第一届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那时参加的人很少,只有七八个.他们为会议定制了一些规则,并且决定第二次会议要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第二次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在由阿瑞斯·马可②主持,时间是1979年.但是,这两次青年藏学家会议,都没有中国人参加,当时我们甚至连消息都不知道,因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