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惯习”理论视野下的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也一直是家庭问题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为分析家庭暴力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场域-惯习＂是一种实践的结构理论,它把行为与文化、结构、权力等宏观要素相联系,将产生家庭暴力的个体行动者、家庭和社会因素进行结合,也即在＂行动-结构＂的框架下进行解读,从而整合了不同分析层次（个体、家庭和社会）和不同研究取向（如生理的、文化的和心理的等）的各种家庭暴力理论,为阐释家庭暴力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路径。     

文化缺失、代际差异与同性恋认同模式

清末民初从西方传入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身份与传统中国的同性性行为之间存在断裂并缺乏传承性。现阶段的同性恋社群缺乏自身独特的亚文化、并正处于代际转变期，它仍有待于过渡到“形而上”的阶段，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同性恋者与年轻一代同性恋者之间存在明显代际差异。同性恋文化缺失主要表现为：缺乏角色规范、家庭文化的缺失、称谓模仿、“白咖啡与黑咖啡”四个方面。在文化缺失的状态下性行为成为性身份的促变因素并进而影响同性恋者的认同模式。老一代同性恋者的认同模式偏向于“以性为中心”，而年轻一代则“以身份为中心”。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可能预示着同性恋者行为和认知模式的转变。     

互动功能主义:欧文·戈夫曼的微观社会学取向

欧文·戈夫曼是微观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面对面互动系统是其研究对象,微观分析是其主要研究方法。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欧文·戈夫曼与功能主义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欧文·戈夫曼的学术传承以及他的拟剧论都不乏功能主义的要素,而且他早期的思想内核主要源自迪尔凯姆、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以功能主义为研究取向的社会人类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功能主义可被称为"互动功能主义",它强调互动仪式和道德伦理,这两者构成了维持互动秩序均衡的两大基石。互动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包含三个要素,即需要、沟通系统和道德规范。欧文·戈夫曼还探讨了互动系统的仪式要求和系统要求,从而对互动实践进行形式化的微观功能主义分析。大体而言,互动功能主义可被视为对传统功能主义的某种修正。     

身体的展演、管理与互动秩序——论欧文·戈夫曼的身体观

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作用下,身体成为高度可见的日常管理对象。欧文·戈夫曼聚焦于非言语的互动形式,将身体视为一种符号沟通系统,强调其在互动过程中的表征形式。通过探讨身体化的信息交换,戈夫曼认为感官接收和身体化的信息传达是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条件,因此人际互动具有心理生物学特征,身体不仅是社会意义的承载者,也是其表达者,此种身体观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同时,情境化的身体实践和互动管理突显出身体的能动性。戈夫曼关于污名和全控机构的阐述是身体与自我关联的重要体现。戈夫曼的身体观以互动秩序为导向,涉及身体习语、自我的领地和仪式化身体三个维度,同时,他也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回答了互动秩序是何以可能的。     

“恐同症”的根源——基于宗教、现代性和文化的阐释

西方社会的宗教是产生恐同症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宗教话语和道德实践中同性恋行为与非生殖的异性恋行为共同遭受惩戒。促成同性恋身份的现代性条件本身孕育着恐同症,同性恋特质与工业社会的科层制组织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性人格和商业精神格格不入。在“文化失范”和“道德恐慌”的压力下,社会倾向于将性越轨视为社会失序的象征,同性恋群体成为“社会病态”的替罪羊。在文化阐释的范式看来,恐同症是“性别主义的武器”,同性恋对居于支配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攻击同性恋者有助于强化既存的性别阶级结构,因而恐同症成为对性别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形式。     

“出柜”的含义嬗变、理论阐释及经验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出柜"指同性恋者完成自我性身份认同并向他人表达自己性取向的过程。然而,20世纪初以来"出柜"的含义经历了微妙的逆转过程,其指涉对象完成了从同性恋世界向异性恋世界的彻底转变。出柜的理论阐释也从本质主义的阶段论中挣脱出来,建构更具流动性的、非线性的理论体系。出柜的经验研究包括出柜年龄、对象、策略、结果以及父母的反应等,这些研究对西方同性恋理论的本土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戈夫曼与情境社会学：一种研究取向的阐释性论证

欧文·戈夫曼的社会学将情境视为互动秩序的基本运作单元,情境是自成一体的社会事实,它本身构成分析的对象。情境具有外在性与强制性,共享的情境定义维持着现实的一致性,同时它亦是在面对面互动过程中生成的。框架分析阐明了行动者对日常经验的理解是如何被结构化的,调音和编造表明现实亦是正在进行中的主体间建构。关于戈夫曼的情境观通常存在两种阐释：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前者认为戈夫曼持情境决定论的立场,情境是宏观的、非构成性的;后者认为情境是微观的、生成性的。事实上,戈夫曼并非情境主义者,情境中的个体通过互动生成权宜性的规范和意义阐释,意义和秩序源自促成性约定的承诺或运作共识;同时,经验、认知以及与身份相应的行为模式亦受情境外因素影响。     

“家庭出柜”: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

"家庭出柜"不仅是同性恋者个人的"私事",也是重要的"家事"。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包括出柜主体的个体特征、前期铺垫、时机选择、宗教因素以及父母的文化认知和家庭期待等。家庭出柜迫使同性恋者陷于同性欲望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之中。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伦理本位的、以"孝"为核心的礼制之约束,家族主义取向下的同性恋子女认为自己不孝,愧对父母与家庭;另一方面,从儒家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的自我观是导致同性恋者与其父母之间产生代际文化冲突的另一根源。孝道、关系伦理、家族主义、文化偏见等这些要素共同导致家庭出柜成为两代人之间的两难困境。     

戈夫曼自我观的两重性阐释

拟剧论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构成,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是其主要分析内容。戈夫曼将个体分为两个基本的部分,即表演者和角色。展演性自我是通过互动实现的合作性产物,它是权宜性的,并非稳定的和一成不变的。戈夫曼反对传统的自我观和身份类别,自我、身份与社会秩序都具有偶然性特征。戈夫曼自我观的两重性包含着两层涵义,即生物性与社会性、情境性与能动性,其中情境化自我与作为能动者的自我不是截然分离的。从整体而言,戈夫曼没有摒弃自我的心理—生物学解释,但他更强调自我的社会性和情境性。这种双重自我观可以调和在阐释自我时场景与能动性、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