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的宣传攻势策略分析

新世纪以来,纳萨尔派被印度政府视为“最大的内患”,国家采取综合策略进行遏制和剿灭。政府和媒体发动的宣传攻势企图解构纳萨尔派的革命话语,破除其救赎神话,并为政府进行血腥镇压提供合法性基础。政府、警察和媒体的宣传策略包括:争夺公共话语权、强调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去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渲染“纳萨尔威胁论”以及将纳萨尔派妖魔化和社会病理化等。这些措施在推动纳萨尔派罪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共同建构着纳萨尔派成为国家的重要威胁。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开展的宣传攻势犹如在公共领域开辟了“第二战场”,这场无形的文化战争对纳萨尔派同样生死攸关。     

身份隐匿、族群分化与同性恋运动

由于利益表达渠道缺失、社会歧视、文化偏见与制度压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性恋族群内部缺乏集体认同感,自我分化和“碎片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主体的不可见性和族群认同感薄弱,进而无法共享统一的集体身份与文化。身份隐匿和族群分化状况下的同性恋运动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非抗争性的同性恋运动;另一种是同性恋消费主义,即“粉红经济”,它彰显了同性恋运动的政治-经济场域转换。同性恋族群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自我特征决定了其社会运动状态,非抗争性的符号表达和文化介入、表现方式的日常生活化（如家庭出柜）以及同性恋消费主义的渗透等,都可以被视作本土性的同性恋认同方式和运动模式。     

绰号的隐喻:论乡村社会的冲突之维

绰号在我国乡村地区普遍存在,其表达了命名实践与身份属性、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通过对浙东地区蔡村的研究发现,绰号系统具有不同的命名类型与特征。乡村社会广泛存在贬损性绰号,这是由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决定的。贬损性绰号具有四类社会功能,即描述与表达、分类与评判、攻击与控制以及宣泄与释放。乡村社会并非总是其乐融融,其内部秩序是在攀比、嫉妒、争吵等张力中维系的。在现实亲密关系的塑造与维系过程中,互动性关系是首要的,可能超越甚至再生产制度性关系。制度性关系的式微和互动性关系的升温表明,个体在有意识地重构、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作为私人化的言语表意系统,贬损性绰号既是乡村社会冲突的"文化根基",又是其表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