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丧礼中看农村女性的身份与地位——以陈村为例

通过对陈村丧礼的考察,分析了农村女性的身份、地位及其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发现丧礼中女性具有"闺女"和"媳妇"双重身份,并在仪式的展演过程中得以固化,从而对"娘家"和"婆家"产生双重影响。另外,虽然"场面上"女性仍处于从属地位,但"场面下"她们并非沉默无声,往往会选择在不破坏"正式制度"的前提下获取权威。     

内外有别：风险社会背景下村庄疫情防控逻辑——基于西部Y村的分析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村庄带来了一场严峻考验。作为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村庄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及反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有效性仍受质疑,具有“严防死守”与“意识淡薄”两副面孔。本文通过西部Y村的研究发现,村庄在疫情防控中遵循“内外有别”的逻辑,对外采取各种硬核的措施与规则,而对内维系传统的人情与面子。之所以采取差别化的应对方式,是村民基于“自己人”安全与“外人”危险的判断。疫情之下,“风险”成为影响内外之分的关键因素,个体社会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结构。在风险社会,尤其当重大疫情来临时,面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与衍生性,“内外有别”不仅是简单的伦理与规则,更是一种弹性的自我保护机制。     

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农民工子女的抽样调查

流动儿童孤独感及其受跨文化流动的影响可以通过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进行检定。在社会交往的理论视角下,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可分为交往缺失型孤独和交往缺少型孤独两种类型。基于2086名流动儿童的实证研究表明,学校性质、老师更换情况、学校更换次数和搬家次数对孤独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同学交往方式对缺失型孤独感的影响极为显著,交往缺少型孤独感的内部分化要大于交往缺失型。流动性对该群体孤独感的影响更多地来自宏观社会结构的改变。儿童个体运用积极的社会交往策略,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够有效避免孤独感的产生。     

养老资本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

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和行为模型,构建体现老年人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养老资本,分析养老资本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以及子代支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城市老人的养老资本存量、子代支持和机构养老意愿都高于农村老人;综合养老资本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金融资本提高老人机构养老意愿,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则反之;养老资本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影响存在群体差异,养老资本越丰富,农村老人和多子女老人意愿越低,城市老人和失能老人则相反;子代支持对养老资本与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养老资本和子代支持在影响老人机构养老意愿中具有明显的替代关系。结果表明,城市老人和失能老人的机构养老需求更大,且丰富的养老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鼓励有需求的老人选择机构养老。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联合社会团体、民间资本,推进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照料需求。     

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现状探析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流动农民社会认同正由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在回顾族群认同理论的基础上,作者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进行了操作化定义,认为它应包括分类意识、目前身份意识、未来归属意识三个层面,并从地位结构观的年龄、婚姻状况、收入等方面,探讨了目前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的现状,最后指出了下一步将采用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来分析其社会认同。     

掣肘与鼓励: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合机制研究

在我国积极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城乡流动人口实现城市社会融合仍有困难。利用2007年的调查数据,本文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机制做了分析。本研究区分了社会融合状况和融合意愿,并比较了其中差异。发现,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意愿高于融合状况,社会融合状况受客观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而社会融合意愿则受主观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因素仍是阻碍社会融合的首因,必须加快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研究还发现,学校场景的社会融合作用在弱化,启示研究者要将视野扩展至随迁子女的家庭和社区生活。     

农民工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调查问卷数据

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身份意识趋于模糊化;主观经济地位的感知、与城里居民互动维度下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距离、制度重要性的感知,均对农民工身份意识发挥显著作用;客观经济地位以及代际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产权认知视角下的农民“反行为”分析——以河东村为个案

通过对河东村农民偷盗铁矿石等行为的调查发现,农民“反行为”虽与逐利动机和厂民关系恶化不无关系,但其背后却潜藏着一套地方性的社会文化逻辑。尽管农民并未拒斥国家法,但其产权认知与法定产权存在一定矛盾,体现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理法冲突”。因此,农民的“反行为”从形式法角度来看是违法的,在农民眼中却具有合理性。产权认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生活世界的特征,是促成“反行为”的重要社会诱因之一。因此,乡镇企业发展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应更加重视农民的社会认知因素。     

流动农民职业获得途径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对南京市流动农民的访谈式问卷调查,本文在描述其职业获得支持网、互惠规范下的职业获得途径的基础上,分析了他们职业获得途径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1.年龄越大越可能利用市场机制获得工作;2.不是文化程度而是职业经历是促使个体突破亲属和原有社会网络的束缚支持力;3.利用市场机制的经济效用要高于利用网络机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