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分类学的谱系学

新西兰的毛利人所使用的谱系并不限于人的世系及其亲属关系。它也用作认识论的框架 ,以描述自然的固有秩序。这些谱系被称为“瓦卡帕帕” ,一般包含想象生物体从诸神那里的起源、后代的世系、各种关系 (精神的和物质的 )以及用途。在某种意义上 ,它们起到包罗万象的“民间分类学”的作用。但是 ,如果不了解与其相伴的故事 ,就不可能理解这些关系的本质。那些故事不仅说明了事物为什么如此 ,而且提供了正确行为的伦理规范。毛利人关注基因工程 ,特别是人类与其他生物基因之间的转换 ,由此重新萌发了对动植物的瓦卡帕帕的兴趣。这一兴趣的中心是 :瓦卡帕帕所描述的各种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从建立在种系发展史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分类学概念和种属的性质上看 ,这些关系意味着什么。本文描述了一种重要作物 ,即白薯或库玛拉的瓦卡帕帕 ,并尝试解释了这种瓦卡帕帕的多重功能。     

沈从文创作中的湘楚文化特质

本文重在考察沈从文创作中所展现出的地域文化特征。湘楚文化独特的个性,给沈从文的心灵烙上鲜明的湘楚文化的印记,表现于创作上,则是通过描绘富有湘西地域色彩的意境、历史悠久的民俗风情,来展现充满生命力和人性美的湘西人民的生命状态,顽强地、鲜明地体现出湘楚地域文化的传统特质。     

全球化、区域融合、跨国移民

作者首先回顾了跨国移民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并将移民现象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然后考察限制移民的政策产生了什么新情况 ,以及以自由贸易代替移民的对策是否恰当。作者研究了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使人们打消去国离境的意愿。在结束部分 ,他勾勒了移民政策的各种意义。     

日本工业的系列化特点及其启示

本文分析了日本工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产生、发展及分异的规律性,对专业化协作的深入与发展--"系列化"也进行了专门分析.借鉴日本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成功经验,针对我国生产力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试图从加强专业化协作、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探讨合理调整我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结构,实现大、中、小型企业有机结合的途径、方法和措施.     

“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钟嵘《诗品》对鲍照的接受

钟嵘在《诗品》中高度地评价了鲍照的成就:“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并以“諔诡、靡嫚、骨节、驱迈”准确地概括了鲍照的诗歌风格,对鲍诗“贵尚巧似,不避危仄”的创作倾向也提出批评。钟嵘首次对鲍诗的诗歌源流、风格特征、生平际遇、诗史地位等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对后世的鲍照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绿色经济”视角下汽车消费税的政策效应

汽车消费税是降低汽车工业能源消耗和交通污染排放的重要手段。在汽车消费税"绿色政策"效应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虚拟变量和断点回归模型对1994-2014年中国汽车行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期受"价格效应"的影响,汽车消费税抑制了汽车生产及使用环节的CO2排放量,并且促进了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在长期"反弹效应" "市场效应" "生产效应""替换效应"和"持续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导致政策对CO2排放量的影响表现为负向效应。此外,政策的实施在增加小排量汽车销售量的同时降低了大排量汽车的销售量,但是对3.0~4.0升（含4.0升）以及4.0升以上排量汽车的销售量没有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完善汽车税收制度的改革建议,以期为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语言与联邦制:多元种族的挑战

种族、语言和宗教认同在最近 1 0年浮出水面 ,现代国家制度处理多元文化的能力面临挑战。这样 ,多语模式作为对这一挑战的回应 ,在有关联邦制的实证研究中已成热门话题。这种研究与对联邦制的古典研究形成对照———古典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在制度上对国家及其各组成单元之间的权力进行划分。在这里 ,语言扮演着双重角色 :一方面是作为不同政治主体之间交往协商的宽松纽带 ,另一方面是作为深厚的意义体系而承载着历史、宗教、文化、礼仪和记忆的负荷。印度和瑞士相当成功地适应了多元语言状态 ,通过对比这两个案例 ,本文研究语言的上述两面性 ,并讨论宪政手段和政策工具让一个现代国家在面对多元种族挑战之时如何使地区的差异性和国家的统一性保持平衡     

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和民意测验

目前所说的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实际上是长期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最终结果 ;从根源上追溯公众人物如何使用这个术语 ,有助于对之进行考察。本文将把喀麦隆的“公众舆论”的出现分为“三个阶段” ,即非殖民化时期、“大一统”时期和政治相对自由以来的时期 ;三个阶段持续地相互作用 ,并且都与喀麦隆政坛相继的结构变化息息相关。由此 ,我们可以看清公众话语发生变化的领域 ,看清国家政治的参与者 ,并对有关的政治状况进行思考。对“公众舆论”的“测验”能说明喀麦隆自1990年代“转型”以来政治话语、政治“活动”(相对于政治“职业”)和政治操作的各个方面 ,这也是作者想要阐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