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观

在西方学者费尽心机经营的世界文学的宏篇巨制中 ,第三世界文学往往处于弱势。通过对近几年较有影响的弗·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观的学术梳理和剖析 ,说明任何企图靠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良心发现”都是不可能实现第三世界文学的身份“疗救”的 ,真正的出路应是来自第三世界内部的觉醒。     

论唐代中央政权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羁縻统治

唐代曾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其中最早设置的是契丹、奚人地区的松漠都督府与饶乐都督府。唐朝中央政权通过营州都督府、东夷都护府和平卢节度使对松漠、饶乐二羁縻都督府相继进行统辖和管理,负责抚慰、安置羁縻府州的部落;以武力维持边疆稳定与安全;管理二都督府对唐廷的朝贡以及与边地州县之间的经济活动。为了加强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统辖,唐朝曾一度对松漠、饶乐二羁縻都督府实行留宿卫、驻兵与和亲政策。唐朝设置羁縻府州以后,促进了契丹、奚人社会的发展进程,为其日后由部落联盟阶段直接向封建社会飞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黄山，向保护管理要绿色GDP

市委提出了要利用长三角加快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升级实现“借势”发展,利用长三角的要素集聚和拓展实现“借力”发展,利用日臻完善的交通设施和优越的区位条件实现“借道”发展,利用双方旅游资源的品牌优势实现“借名”发展,利用长三角的人才优势实现“借脑”发展。 黄山风景区在融入长三角,谋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始终把保护放在首位,黄山人正在向保护管理要绿色GDP。     

数据技术时代“方法专利”的专利适格性判断——兼评USPTO 2014关于专利客体适格性的暂行指南

伴随大数据应用的广泛化、深入化,其对数据技术的促进作用明显,而数据技术中存在大量不同于传统技术的方法专利,对该类方法专利的专利适格性判断是循着技术性分析的路径,还是抽象思想例外分析的路径?知识产权法的大部分历史可以被看作是该法律意图容纳与限制无体物,专利法的发展也不例外。因此,适当弱化专利适格性判断的技术性理念,从抽象思想例外着手判断方法专利适格性,不妨成为当下既促进数据技术创新又灵活应用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的良方。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程连升郑观应（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年），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代表人物。历其一生，他始终坚持“富强救国”的信念，提出了期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在其改良中国的方案中，非常重视新式人...     

试论辛弃疾词的文化渊源

辛弃疾生活于北、南宋之交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一往无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抵御金兵的大举侵扰和捍卫中原以及南方人民的正当权益，而不断呼号、斗争。然而，这一正义斗争又时时受到朝廷中立和派的限制、掣肘。因之，辛弃疾又不得不常常把自己的满腔悲愤之情，寄寓于其词作之中。因为有这样的创作背景，难以从现实生活中觅到知音的辛弃疾，就常常把的自己的精神慰藉寄托到了历史或传说人物的身上。从而，也就构成了辛弃疾词作中擅长用典、喜以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人词这一显著特点。因此，当我们评价辛词时，就…     

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的公民个人支持分析——基于文化教育的视角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本质要求,是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的重要力量。当前,公民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危机教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传统文化中参与文化的缺失等原因,造成公民的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不足、参与的非理性和参与的不均衡性,使公共政策无法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对此,应加强对公民的危机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危机训练教育、科学知识教育,这是公共政策有效防范现代危机的重要路径。     

批判性:大学与社会的边界

在大学与社会互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大学对社会的所作所为都存在着可以据以力争的成绩和理由.但是,一切机构和个人都在与社会的积极互动中取得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钱,那么大学作为社会思想的源泉地,社会思想的引领者,与其他机构或个人与社会的接触方式根本区别在哪?显然,大学精神是大学的一切活动的文化标识,而大学精神的守望者是大学应有的批判性,大学只有拿出批判性的武器才有可能将大学自身和其他社会机构区别开来,因此大学的批判性是大学与社会的边界.     

夏日黄山看晚霞

在黄山,有一种绝景,那就是日出和日落时伴随着云海的出现,被称作“霞海”或“霞铺云”——或凝重或翻滚或缥缈的云海在霞光的映衬下,霞光万道,照射在云海之上,色彩斑澜,华光绚丽,涌金流银,形成黄山奇妙的“霞铺云”奇景。     

寻找政务诚信建设的新视角

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阶段,政务诚信建设成为提升政府信任、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共识性路径。但在寻求解决信任问题、提出建设政务诚信的方案时,必须意识到的是,西方学术界以社会资本视角理解信任,是资本精神、交换经营意识浸淫到西方社会文化层面、日常生活领域和人的行为模式的结果,极具工具理性特征,不能以拿来主义的做法,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目标。因此,中国信任问题的解决和政务诚信的提升,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避免资本原则和资本精神在政治、文化和日常社会领域的转移,摒弃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信任理解,以资源而非资本为视角理解信任、解析中国政府信任问题,并以此为基础,突破运动式、口号化的政务诚信建设窠臼,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结构化互动关系中开发、培育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