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兼论作者卒年问题

杜牧的《自撰墓志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作者的家世、生平,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历来为史学和文学史家所重视,从五代、北宋人撰旧、新《唐书·杜牧传》到今人编《杜牧年谱》,其世系、仕历皆以《自撰墓志铭》为主要依据,这无疑是正确的。     

论八股文长期沿用的文化机制

八股文是一种相当僵化的文体,自明代开始,对八股文的批评几乎无时或息,但它为什么能够长期沿用达五百多年之久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种文体用于科举考试体现了统治者巩固体制、维护道统的需要;二是用这种特殊文体试士,对选拔人才有一定作用;三是长期形成的八股文化学术体系,对这种取士制度起到了极大的支撑作用,并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环境。     

唐诗的哲理叙述

唐诗主情,但也不乏丰富的哲理内涵。唐代的诗人们或以空灵明净的自然意境体现生命之理,或寓义理于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启发读者,或在宏大的历史意象中追问个体存在的本质,创作了一大批理在趣中,情理结合,包含丰富哲理话语的诗歌作品。唐人在哲理叙述方面的探索与创新证明了诗歌中“理”所存在的合理性。从整个诗歌发展流变史来看,它既是对魏晋时期哲理诗的革新与开拓,也对主理的宋诗产生了重要的嫡缘性的影响。     

晚唐诗人许浑宦游宣州考

许浑尝宦游宣州,《丁卯集》今存其宣州之作四十余首,足证之。但这一重要仕历,《新唐书·艺文志》、《唐诗纪事》、《直斋书录解题》等宋代史籍俱失载,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有片言只语,后元人《唐才子传》及清人《全唐诗·许浑小传》提及许浑仕宣州事,盖源于此,所惜皆未考实。近年来,董乃斌先生《唐诗人许浑生平考索》(载《文史》总26辑)、谭优学先生《许浑行年考》(载《唐代文学论丛》第10期),根据《丁卯集》中的一些作品进行了     

太湖环境对江南文学家族演变及其创作的影响

江南地区自中古以来就渐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薮,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辉煌源地。对于这一突出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做出阐释。而要理解这一地区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上何以形成巨大的创造力,是不能忽视江南的文化地理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     

近代文学事件“醒狮”说的形成与延异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成为古今中外矛盾冲突的场域,因沿海、沿江的原因,各种信息最先在这里交汇,各种矛盾也最先在这里展开。明清以来这里已经形成文化思想的高地,而“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双重变化,使这片大地成为再造传统的试验场,新思潮不断涌现,酝酿或构造出种种事件。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在这里产生初期影响,并延异、重构为“醒狮”说,这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几乎划出了一条“时代线”,文学创作题材为之拓展,增添了民族自强的色彩;随后出现的铸魂思潮,卷动了整个知识阶层,成为民族复兴的动能,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钱谦益文学观转变及其批评的意义

“四十之变”是钱谦益文学思想和创作生涯的重大转折,自此其文学批评具有了明显的时代意识。他以内心所积淀的朝代变易感认识近、当代文学史,通过对文坛“劫持者”的诘难以改变当时“学古而赝”、“师心而妄”的不良学风和文风,虽然其态度也相当偏激,但在明清转关之际,却有一洗近代窠臼、开启清诗风气之功。     

松江宋氏家族与几社之关系

明清之际,松江宋氏家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家族的典范与几社命运共始终。宋氏家族中宋存标、宋徼璧、宋徼舆兄弟始终是几社文学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几社几部影响甚巨的大型文学总集均为宋家兄弟主持编选刊刻。鼎革后,宋家子侄宋祖年、宋思玉、宋泰渊等成为松江新文学社团的中坚。从而对宋氏家族于几社的文学贡献作了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估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