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无禁止即可为”谈新农村建设

正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最重要的法律原则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不违法,农民可以用全部智慧和勇气来建设新农村;政府保障农民建设新农村,首先就要保障"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忠实实施。首先,尊重和保障私权是公权的责任,也是政府的义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主权者,在自己的国家具有行使自己权利的自由,除遵守法律外,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其次,"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     

“以法律监督为本质”还是“以控权为本质”?——兼论中国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

法律监督是检察权优化配置问题的逻辑起点。检察权通过检察机关所拥有并行使的一系列检察权能得以体现和实现。公诉权、诉讼监督权和检察侦查权属于检察权能结构中的第一层次,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检察侦查权又包含了诸如不起诉权、抗诉权、直接侦查权等属于第二层次的权能,而为了行使上述权能必须拥有的法律手段则属于第三层次的权能结构。优化检察权的配置,实质上就是优化检察机关各个层次的权能结构。优化检察权的权能结构,不仅指充实完善检察权的权能体系,也意味着放弃一些与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并无多大关系的权能与职责。我国检察权的权能结构存在不足,需要通过立法授权,完善检察机关的权能结构,同时也应当放弃一些并不属于检察权内容的职权和职责。事实上,我国法律通过对检察制约和法律监督的规定,已经在刑事诉讼领域建立了以制约和监督为机制,以对警察权和审判权双重控制为特点的控权型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制度的本质特点是由检察制约和法律监督所指向,保障宪法和法律完整统一实施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中国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应以此为前提。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检察权配置的法理研究"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检察权配置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之立场。     

中国历史上的民本位为什么没有产生民主政治?

中国历史上的民本位,是以"为民作主"为核心的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它是由中国封建政治的特殊本质即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所决定,并以官本位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为民作主"的实质是官本.民本只是官本的存在方式.这就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本位包含着遏制民主的因素,在本质上具有反民主的性质.民本位的全部运作理念都与民主政治相背离.这种背离的根源在于民本的价值理念和君本、官本的社会政治体制存在着冲突.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民本主义不能不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这是中国传统的民本位没有产生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     

立法禁止“理解腐败”言论的法理解析

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任何东西的危害都没有"腐败合理论"危害大。与腐败本身相比,"腐败合理论"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腐败,是腐败从物质向精神层面的扩展。"腐败合理论"表明,腐败的现象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腐败和经济上的掠夺,而且还要为之寻求精神和道义的支持,这是腐败现象对人类良知和人民主权的公然挑战。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对"理解腐败"的言论加以禁止,通过反腐败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威,巩固民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和谐社会和法治文明

经济发展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往往是社会发展的转折点。这时,社会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民主法治建设,对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另一种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造成两极分化加剧,并引发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停滞。"拉美陷阱"是后一种模式的典型。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通过主动、自觉地超越"拉美现象",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而超越"拉美陷阱"最重要的途径是民主和法治建设。在当代,民主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宪政建设。因此,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宪政。     

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审慎态度——纪念巴黎公社120周年

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英勇殉难。两天后,马克思就向国际总委员会宣读了《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是马克思高度的革命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典范。从中不但可以感到一个伟大思想家思想之深刻,而且可以感到其态度之谨慎,即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因某种热情和冲动而失去客观的尺度。     

教授的脊梁

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在他的自传中讲到 ,他一直无法理解现代中国史上一个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千百万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会在一夜之间变成红卫兵 ,他不解地问 :孔夫子到哪里去了？下面这个例子恐怕能说明一些问题。６０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也有少数激进学生 ,一觉醒后扬言要火烧校园内最大的瓦德纳图书馆,但后来没能伤及片纸只字。因为出师那天 ,有一列白发苍苍的哈佛老教授排在高堂玉阶之下 ,标语牌上只写了三个英文字 :ＷａｌｋｕｐｏｎＵｓ（踩着我们过去）。激进学生在围观人群的笑声中败退。 ①当然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文革”要由教授来负…     

法律监督需要一部《法律监督法》

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提出,1982年宪法确认的法律监督,是我国国家制度建设中具有承上启下重要历史意义的立法事件.由于种种原因,法律监督的历史意义未受到重视,并导致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制定一部<法律监督法>,以更加全面认识我国法律监督产生的历史价值,促进我国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研究.没有<法律监督法>的法律监督不但不合理而且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