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阻碍我国社会结构健全分化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触发了我国社会结构的空前分化，社会结构的健会分化是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由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大量分化是在同质性极强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展开的，一些与旧体制相关的社会因素，如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保护主义、集团内平均主义分别严重地制约着城乡、区域、集团三个社会结构分化的重要领域；封闭性的人事制度则成为社会结构良性分化的人事障碍；传统小而全意识则是社会结构良性分化的社会文化障碍；发育不良的市场机制、滞后的社会保障机制、社会整合机制则成为社会结构分化中面临的突出机制障碍。     

社区干预视阈下的传染病防控

本研究就社区干预视角下的传染病防控,展开比较系统的探讨.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社会治理与公共管理的基本单元,并因此而成为传染病防控的主要载体和依托.伴随现代卫生理念和健康服务方式的转型,社区居民的疾病预防与身心保健需求凸显,给社区卫生服务和传染病防控提出新要求.社区干预传染病防控,其效果不仅取决于医疗机构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区体制机制的创新.转变长期以来重治病、轻预防的价值观念、建构顶层和基层相结合的组织与制度系统、培育传染病防控的多方合作机制、强化公共卫生的社区投入,是实现合理社区干预的基础.     

论实体论与程序论的公共利益观

公共利益研究从已有理论与实践取向看,基本可分为实体论公共利益观与程序论公共利益观。实体论公共利益观认为,公共利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实体性;程序论公共利益观认为,公共利益在理论上难以把握,在实践中难以度量,因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关键在辨认与实施它的程序当中。实体论公共利益观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政府本位倾向、被虚化风险的存在、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易遭遇人性挑战等。现代社会对公共利益的规范化与程序化运作提出了很高要求,如何完善公共利益的制度与程序化约束,这在我国转型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州基层社区组织建设研究

社区组织的建构,关键是要打破高度行政化的“街居制”组织格局,培育现代网络型“社区制”组织体系。其中,从可行性策略看,把居委会当作社区建设切入点与重头戏,进行传统居委会改造,以实现居委会向自组织的彻底转型。同时,政府在与社区组织的关系上,建立新型委托代理关系,并营造出既有政府授权、又能提供各种管理服务的,包括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多元非赢利民间团体、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共同形成的社区组织体系。     

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的思考——以广州市为例的研究

流动人口是从传统计划体制下"裂变"出来的最庞大社会群体,但"裂变"的发生,却没有及时而有效的管理体制加以整合,致使我国转型期诸多城市问题均程度不等地与流动人口问题相关。为缓解城市问题,适应大规模流动人口管理的需要,广州市政府建构了新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把"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行政管理架构"复制"到流动人口管理上,并以出租屋为"切入点",确立了流动人口管理的独立主体与专门组织管理体系。但笔者认为,新体制下体现出以强化政府力量为导向的、以出租屋为"切入点"的、以税费征收为基层实际利益驱动的管理,仍然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反思,并在实践中加以改进。     

论城中村的社区保障及城市化意义--以广州一城中村为例的研究

高速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异常突出。本研究以失地农民聚居的城中村为例,发现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致命残缺,难以成为失地农民生活保障主要依赖的条件下,由农民的自组织方式所实现的社区保障,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问题解决路径。而且,由于我国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相当时期内仍然还有困难,因此,城中村失地农民所依赖的社区保障及其城市化意义值得关注。     

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这种组织化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笔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概念,为村庄研究增添了“走向终结型的村社共同体”类型。     

非农化村庄:一种缺乏社会延展性的社区组织

目前的非农化村社区组织构建基本上是在粗放型城镇化背景基础上自下而上选择的结果 ,普遍存在缺乏实现与更大社会整合的内在素质与结构。其中 ,封闭性利益共同格局是缺乏社会延展性的根本 ,单位化倾向是缺乏社会延展性的结构性因素 ,拟家族化倾向是缺乏社会延展性的结构性与管理性因素。因此 ,如何根据未来发展前景与社会适应进行恰当的组织定位与构建显得极为重要。     

对改制公司“办”社区的思考——广州城中村撤村改制个案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撤村改制”、“撤村建居”、“撤村并镇”悄然成为近年来颇为热门的话题。如何让无数步入“垂暮之年”的村庄走好“生命”的最后一程,又如何让众多转为公司与居委会的组织生就更加健全而壮实的“身心”,这些都是目前撤村改制工作以及城市化理论与对策研究中必须考虑的问题。本研究结合广州石牌村的撤村改制实践,特别是村社组织公司化以后所出现的公司“办”社区的“非预期效果”,就城中村改制及导致村落终结的城市化的运行特点与机制提出一些个人的理解与分析。一、城中村改制中的公司化、社会行政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