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眼中的德国总理和德国

德国《明星》杂志在16个欧洲国家进行了160次采访,调查他们对德国总理和德国的看法。以前的一些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调查结果认为,默克尔总理个人该对欧元危机的灾难性危机管理负责,政治家们要么小声(如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要么大声(如前外长约施卡·菲舍尔)而强烈(如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地批评她的欧洲政策。在我们对来自各个阶层和职业的欧洲人进行采访分析后,结果却大相径庭。总理默克尔:最受欢迎的政府首脑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在近百分之九十的欧洲国家里,默     

“四大机制”推进党员标杆管理——对富阳市供电局的实证调查和研究

“党员标杆管理”是将企业经营中“标杆管理”的现代管理理论应用于党员管理的创新做法。浙江省杭州富阳市供电局先行一步,开展实践,获得了明显成效。本文对该局的党员标杆管理进行了实地调研,总结出“立标”、“育标”、“对标”、“创标”四大机制建设的工作经验,并提出了在实践中获得的几点启示。     

试论短期职业大学学生的早期实习

短期职业大学是近几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运而生的新型大学。这类学校从它的办学方式到学生的培养规格都有别于传统大学。同样,在它的教学过程中,也应对传统方式作出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特别注意学生的早期实习。所谓早期实习,是指根据专业需要和教学进程,从学生入学开始,安排学生进行与专业学习有关的各种形式的实习活动。这种安排在教学过程的前期和中期,有别于传统     

历史是怎样证明蒋介石断送了 北伐最后胜利的

今年元旦,广州地区某报推出的新千年纪念特刊中,有一篇题名《北伐从韶关打到东北》的文章,对历史作出不正确的解释,引起一些老同志的不满。笔者也认为这确是一篇观念混乱的作品。这文章的题目,已经导致读者发生疑问:历史上作为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北伐这个革命武装大行动,怎么会是“从韶关打到东北“呢?这明摆着是一个扭曲历史、哗众取宠的标题。文章的提要还写着:“北伐成功后,不但     

莫须有的午休？

中午也许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你可以无所事事地躺在床上看你最喜欢的书，也可以沏一杯浓茶，一边品一边享受午后慵懒的阳光，看着阳光中飞舞的灰尘，你便会有一种闲适的感觉，甚至是超然物外．当然很多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但是，有没有人想象过，没有午休的世界会使什么样子？     

“少杀缓杀”议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严格执法的一项举措,它将使死刑案的错案减少,是一件好事。不过有关方面关于多杀少杀问题的一些言论,却在大众中引起了疑惑。有人说,“和谐社会的死刑适用,应当是越少杀越好”。这是什么逻辑!现实的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社会”是一回事吗?以目前中国的现状论,能够说法制越宽松社会越和谐吗?自然,谁也不会主张杀人越多越好。问题在于该不该杀。不该杀,杀一个都多。该杀的,漏掉一个都是问题。这就叫毋枉毋纵。恕我直言,目前社会治安的日趋恶化和官场腐败的愈演愈烈是有目共睹的。时下是警察遍地走,处处见保…     

政府“坐庄”公众赌

约翰和他的太太,原本有美满的生活:两人都有好职业,没有负债,而且距离约翰自联邦政府退休还有14年,可以好好攒钱。可是约翰好赌,7年间至少输掉了10万美元。他债台高筑,与妻子分手,卖了房子,一文不名。幸好,后来他戒了赌,与妻子复合,双方同心重建生活及未来。 约翰已有9年不赌了,回忆过去那段疯狂赌博的时光,约翰     

朱成：从邻家女孩到“哈佛总统”

从中国北大到美国哈佛,从哈佛博士到该院历史上首位中国籍学生会主席,再到首位获哈佛大学"杰出工作奖"的中国学生,直至2006年5月当选为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首位中国籍学生会总会主席,宁波女孩朱成以令人惊羡的一系列成绩,轰动了大洋彼岸的这所世界名校。最近记者采访了朱成的母亲成佩华女士。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育女历程中的点滴故事,也许会给众多渴盼儿女成材的父母一些启迪。     

与小辈相处的八个“一点”

在家庭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而"代沟"问题似乎显得尤为突出。由于两代人思想观念、社会阅历、文化程度、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迥异,自然会产生种种分歧,久而久之,心理筑起樊篱,影响家庭的和谐。为跨越代际"鸿沟",营造和谐的家庭气氛,需要两代人的互动。这里我们仅就老年人跨越代际"鸿沟"进行一些探讨,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启发。     

第一讲 城市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

(一)什么是城市城市经济学是以解决城市问题为目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城市空间结构和探讨理想的公共政策方案的学科,因此首先要考察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城市。城市是具有各种人们活动的复杂的体系,可从不同角度给它下定义。因此,既使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时,不仅把它作为经济现象,还应包括政治、行政、社会、地理等各种现象,有必要综合地加以考察。以此为前提,作为城市经济学的对象考虑城市时,首先要把城市的行政政治概念同社会经济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而且,不应把我们的研究局限在由行政界线划分的法律上的地方自治体的“市”(city)这一范畴里。这是因为城市的行政界线是根据历史上或政治上的原因确定的,而对城市经济学来说这是外部因素。因此,在本书里涉及的行政界线,除了城市财政外,一般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