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感知风险与公众应对行为的实证分析

通过在雾霾严重时期收集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了雾霾感知风险等因素与应对行为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对环境信息越敏感、雾霾感知风险越大、对雾霾知识了解越多、雾霾感知可控性越大的公众会采取更多的防护与应对措施,他们对相关防护产品的购买意愿也越强.特别是,感知风险在环境信息与应对行为以及环境满意度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变量作用,即当雾霾污染引起人们的感知风险时,会促使他们采取更多的应对行为,并且对环境满意度评价产生负面影响.另外,雾霾感知可控性在雾霾知识熟悉度与应对行为以及环境满意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     

论人文素质与市场经济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这个转型,不仅涉及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且还包括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在内的转型。单就文化体制层面来看,文化应该从意识形态的附庸中解放出来,以独立的姿态,构建起以人文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框架,高扬人文大旗,提高整个民族的人文素质,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凸现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发展中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全球性新趋势。一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审视,人文素质“人文”定义,学界之中,见仁见智。董乐山在《人文主义传统》（［英］阿论·布洛克ＡＩａｎＢｕＩＩｏｏｋ…     

浅谈课堂口语教学与课外会话的差异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口语课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课型．在口语课中,当然必须以学生练习口语为主,旨在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从对外汉语教学培养的目标来看,除极少数汉学家以外,绝大多数是培养能够熟练运用汉语的实用型人才．如果从对外汉语教学的任务就是使学生掌握汉语本身和具备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来看,口语课是一种综合性课型．任何其他课型,诸如语法、词汇、语音、精读等课都要在口语课中得到体现和运用．对外汉语教学教给学生的是一种语言能力,而不是关于这种语言的知识,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汉语,而不是要让他们评说这种语…     

华文教育学学科建设刍议——再论华文教育学是一门科学

本文论述华文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具有的学科性质与特点、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以及学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指出华文教育学是研究华文教育及其规律的科学;华文教育是以母语或第一语言非汉语的海外华人、华侨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中国语言文化教育;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有其共同规律,但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又有其特殊性。华文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科学的华文教育体系     

我国企业并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扩大自身实力,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强自身竞争力,越来越多地进行并购活动。并购已成为当今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本文从各个角度全面分析了目前我国企业并购中存在的问题,并详尽阐述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绥化市满语言使用状况研究简

绥化市拥有了大量的满族人口，曾经这里是我省乃至全国满语使用较好的城市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满语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受破坏，满语的使用迅速衰退，时至今日，很多满族村也无法找到满语的使用者。本文基于对绥化市的几个满族村进行走访，对绥化市满语使用现状及历史进行调查研究。     

赵炳多重民间权威形象阐释

赵炳是《古船》中的重要人物和叙事关捩.作为洼狸镇的当家人,赵炳在洼狸镇举足轻重,具有巨大的威慑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他集传统型、感召型和法理型三种民间权威类型于一身,具有多重复合的民间权威特性.赵炳形象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他具有深刻的历史集成性,作为历史的创造者、见证者和传承者,见证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他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性,身上刻镌了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深刻印迹,体现着作家对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深刻思考.     

西方艺术史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是20世纪西方思想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西方文化的思索和批判。他们认为,启蒙并没有实现其最初的愿望,即带给人类自由和理性,反而使人类堕入新的桎梏和野蛮中。作为西方文化一部分的西方艺术的发展在启蒙时代同样也展现了这种辩证法,启蒙既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同时又使艺术陷入新的桎梏,艺术在启蒙中既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同时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险,艺术史的这种矛盾引导我们具体而辩证地思考启蒙以来的现代性问题。     

矿山经济技术指标对其经济效益产生的影响分析

本文在对于矿山开采生产中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分析基础上,对其在矿山开采和生产中的经济效益作用影响进行分析研究,以促进矿山开采与生产的经济效益提升,推动我国矿产开采与生产的发展进步。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专题

从过往的历史变迁之迹中寻找某种历史演进的启迪，是人类文明创生的一种必然选择。然而，由于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是如此的快速和剧烈，使得任何置身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在短时间内恐都难以获得某种超越性的认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彼也一是非，此也一是非”的论争。单说究竟何谓“现代”、何谓“中国”、何谓“学术”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由于立说的立场差异和持论的理据各别，就产生了无数的分歧。如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之际，让我们的反思超越种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发现某种至今尚未被“发现”的“历史真实”呢?戴登云教授的《究竟该如何反思“现代中国学术”?》一文试图作出新的努力。该文认为，当代学界对“五四”以来学术思想史的反思，之所以常常呈现为一种无效的反省，是因为受到了如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在思想视野的层面，无法在种种现成的思想视野（这些思想视野包括:“普遍/特殊”“全球/本土”“主流意识形态/多元文化”“文化守成/创造性转化”“体/用”“经验性的中西古今融通”“现代化”“现代性悖论”等等）之外，建构出一种新的思想史视野。二是在学术观念的层面，未能有效地化解“学术—思想”“科学—人文”“专家—通人”“学术—政治”“西化—自主性”“全球化—中国特色”“求是—致用”之间的双重性张力和“传统—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连续与断裂。为此，我们必须建构出一种有关究竟何谓“学术”的自明性认知，并对之作出本源性的论证。具体而言，该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三分”观:“一种对象化的知识探求、一种自我存身于世的合法性论证、一种对本源之‘思''的遮蔽与解蔽”，并勾勒出了如下一种学术思想史视野:学术范式的变迁与转型，从表层看，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从深层看，则意味着世界观念的转变、历史观念的变迁、文化整合机制的变革和表意范式的新变。根据这些洞见，该文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演进历程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化解中西古今之争，并建构出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史视野的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效应，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革命居功至伟。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表意范式———现代白话文。这种新表意范式的精神动力和理论依据，即现实主义。为重新彰显现实主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李勇教授的《五四时期写实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一文，在百余年来中西方文论的“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论争语境中，重新钩沉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健将们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理论谱系，再次重申了评价一种文学主张的基本标准，深入批判了形式主义的偏至。该文指出，尽管韦勒克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是极为拙劣的美学，但是针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及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任何其他文学流派，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是，用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它们，而不是用后来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来评价其价值。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写实主义理论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的开放形态。它批判传统，打破了旧文学模式的封闭樊篱，使文学可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它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在审美王国中自我陶醉。它应合社会思潮、参与思想论争，使文学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在形式技巧的游戏中自生自灭。总之，一种文学如果无法介入历史和现实，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从而获得自身的精神品质的。五四文学精神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深刻地介入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担当了民族国家自我革新与复兴的使命。尽管这一使命至今仍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