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反会话合作原则的修辞格及其语用功能

本文介绍了保证交流顺利进行的“会话合作原则”,分析了违反“会话合作原则”的修辞格以及它们的语用功能 ,指出正是这些超越常规语言的修辞格使会话充满“隐涵”。作者还论述了交际中使用违背“会话合作原则”修辞格的前提条件     

老年人积极心理与疾病恢复的关系研究

促进疾病恢复对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基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探讨积极心理健康与老年人疾病恢复的关系。共1 198名60岁以上中国老年人参与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积极心理健康、老年时期确诊过的生理心理疾病及其恢复情况。调查结果发现：积极心理健康是老年人疾病恢复的保护因素,相比积极心理健康水平高(繁荣)的老年人,积极心理健康水平低(衰弱)的老年人疾病恢复的可能性降低50.3%,积极心理健康水平为中度的老年人疾病恢复的可能性降低29.8%。老年人积极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疾病恢复状况越好,治疗花费、治疗时间、治疗经历和共病数量越少。将积极心理健康的评估和干预融入老年人健康计划,是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有益补充。     

社会资本对家庭农场绿色生产技术采用的影响——基于文成县种植型家庭农场的调查

选取文成县165个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泊松回归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家庭农场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关系及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家庭农场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用,通过加强信息沟通、增强学习效应和提升认可度促使家庭农场采用绿色生产技术,且对于不同经营类型的家庭农场依旧会存在影响。从优化家庭农场主的农业经营培训体系、提升家庭农场主的社会资本水平、加强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普及、加强合作组织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家庭农场采用绿色生产技术的政策建议。     

“位育”视域下乡村儿童文化认同教育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应有之义,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乡村儿童文化认同。因此,乡村儿童文化认同教育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就显得尤为重要。研究以“位育”为理论视角,聚焦乡村儿童,基于其身处乡村的内在感受,以乡村儿童文化认同教育中存在的乡村衰落、本地文化缺失、离农教育等问题作为切入点,利用环绕在乡村儿童身上的各种关系,从“教育之外”和“教育之内”两条道路出发,分别从城乡一体化、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文化教育、乡村儿童本土生长出发,构建乡村儿童文化认同教育路径。     

项目进村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困境与出路

资源下沉是国家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项目进村是主要的实现路径。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既是项目进村的目标,也是衡量项目进村运行效果的标尺。通过W村的深度田野调查发现,国家和地方合作通过专项项目资源进村扶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项目引进创富、项目运行共同参与和项目成果共享三种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同时,项目进村运作实践中,由于项目“配套转嫁”、项目悬浮和规划滞后等导致村集体负债风险、村干部信任危机和村庄高质量发展乏力等问题。加强项目进村的机制创新,即赋责、赋权、赋能三个方面的机制建设是扎实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     

党章宣誓的渊源、机理与制度体系构筑

“对党忠诚”,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的首要政治品格,又是政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党章作为最高效力的党内法规,忠于党章是“对党忠诚”的重要表现形式。宣誓行为在政治仪式中的出场,体现了人类对宣誓行为的认知从自然崇拜向政治文明现代性的转变。党章宣誓制度能够成为引导和教育党员政治忠诚的有效方式,其根源在于宣誓语言的述行性、宣誓仪式的伦理价值和宣誓行为的共情力等因素。因此,有必要在既有入党宣誓制度的基础上,构筑贯穿党员“政治生命”全过程的党章宣誓制度体系,使之成为党员“对党忠诚”的重要制度保障。     

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完善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更高的政治认知和参与愿望。但由于制度内参与渠道不畅,导致制度外参与频发。提出应通过加强政治文化建设、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政协制度、组织建设等,畅通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总体性或元叙事的合法性--詹明信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

詹明信的新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融入到后现代理论话语中,而这一点恰好是经典理论与后现代状态的理论困境之所在.其中总体性问题是他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最大分歧.本文就这一问题对其基本叙事理论的根基进行分析,以探讨总体性观点在当代理论中的合法性.     

建筑与城市设计中的时间观

时间与形式、功能、空间四要素完备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 ,运用时间设计的概念 ,分析和解决当今建筑界和城市规划出现的问题是现实的需要     

中国上市公司MBO中的道德风险及预防策略

上市公司MBO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由于其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法律和规范化市场监控机制的严重缺失与滞后，政策和监管态度的模糊性，以及管理层道德理性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及障碍，尤其是道德风险。因此．从经济学及法学的视角，理性分析中国上市公司MBO中的道德风险，探索、构建预防机制和策略，对于规范和促进中国MBO的健康发展，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