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鄂温克族的传统生态伦理思想

鄂温克族作为驰骋于我国北方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伟大民族,在长期的狩猎、畜牧和农耕生产中,根据其对自然资源、环境之认识,注重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关系,逐渐形成了与周边山林资源环境相适应的生产形式、生活方式以及别具地域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在其日常生产、社会生活、宗教祭祀以及神话传说中体现出来。鄂温克族的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笔谈六篇：法理学的反思——法理学的性质与当下中国法理学的流派

孟涛在《法学的性质：技术、科学或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学目前只是停留在技术化的第一步,离真正的技术化还有很长的路;社科法学有助于了解中国法律实施的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扩展领域和发展空间;法律本身是否合理,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特别是要进行古今中外思想上的深层次对话。鲁楠则从比较法视野进行反思,眼下的中国法学流派之争究竟在争论什么？宋旭光则试图从流派之争的背后问题出发,明晰法理学学科性质并探寻法理学研究的进路。杨天江则告诫自然法理论研究者,出于对自然法理论研究尚未迈过初级阶段的原因,不仅不应介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还应主动避免被迫的卷入。刘振宇对自然法之是否介入当下的学派之争则持另一种观点,现有流派都不足以将带有政治因子甚至于以政治话语为主的泛法律信息转化为法律话语,而自然法理论则可,从而推动形成中国法理学第三种智识。黄涛从古典法学的视角相对超然的审视流派之争,即认为需要适度地超越一种经验性的考察法律现象的方法,探寻人类应过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建构何种法律世界,以找到真正支撑规范生活的内在动力源泉。     

论新闻语言的主观化

新闻报道有其客观性原则,但整个新闻传播活动却充满了主观性。主观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新闻语言的主观化就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从总体上看,新闻事实的外化过程就是实现语言的主观化过程;从手段方面看,焦点标记词的使用、焦点位置的安排、主观评价意图的外显等都在实现新闻语言主观化上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OBE理念的BOPPPS教学模式在电气控制及PLC课程中的应用

新工科背景下电气控制及PLC课程需要进一步创新教学手段和模式。该文针对传统教学方法学生参与度不够、主动性不高的问题,开展基于OBE理念的BOPPPS教学模式的教学创新设计。以企业行业实际需求为导向,借助超星平台构建BOPPPS六大教学环节。通过引入大量企业案例和毕业设计案例进行学习导入,极大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知识的兴趣;将企业行业需求和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结合设定目标,让学生成为新时代需要的新工科人才。通过超星平台设置“预习测试”“随堂练习”和“课后作业”等模块进行前测（P）、参与学习（P）、后测（P）和总结（S）,实现及时反馈教学效果,构成教学设计闭环。该课程教学改革和实践取得较好效果,可在其他课程中推广。     

东罗马皇帝莫里斯和突厥可汗: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所记突厥史料

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关于突厥人和中国的记录是现存拜占庭文献中对远东记载最为详备的文本。曾有一个有关突厥—拜占庭双边政治背景的假说,其推断来源则是:和莫里斯通信的不知名可汗就是达头,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还引用其国书,他是突厥汗国开国君主的侄子,在很长时期内(576~600年)出任西突厥地区统帅,随后成为整个汗国的大可汗(600~603年)。把泰奥菲拉克特著作节选提到的事件从598年重新断代到595年,并且依据从中国新疆昭苏县发现的粟特铭文,则很显然和莫里斯通信的人不是达头,而是泥利可汗,595年泥利自称是最高可汗并且控制天山北部。泥利也是6世纪末分裂突厥汗国的王朝战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而那时达头从官面上还只是他的下属。     

论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在创业教育日益成为高等教育新理念的今天,创业教育与实践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载体,加强创业教育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文章以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品格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为切入点,论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从而不断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水文因素对民俗事象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事象,在其形成、发展、演变和传播的过程中,水文因素都对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水文因素对民居民俗、服饰民俗、饮食民俗、交通民俗、生产民俗、丧葬民俗、民间信仰民俗以及民间传统体育竞技民俗等的影响.     

关于蚩尤与苗族族源及迁徙问题研究综述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与矛盾,关于苗族发展源流及其远古英雄蚩尤的各种说法都常有相互抵牛吾之处,难趋一致。因而,对于其中一些重大争论,诸如蚩尤与苗族族源及苗族古歌所描述的迁徙发生地问题等,作阶段性的梳理,以便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就有其必要性。     

典籍翻译,任重道远——王宏印教授访谈录

论文针对典籍翻译中的一些问题采访了中华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印教授.王教授围绕目前典籍翻译事业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典籍翻译涉及的任务、学科性质、顺译与逆译、闭门造车与借帆出海、典籍翻译与非典籍翻译的区分和对策,以及当下从事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的独特意义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这些真知灼见对于当下的典籍翻译实践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建设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