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创新型城市建设——基于济南与青岛的比较分析

山东省经济龙头济南与青岛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型经济发展能力存在差异。实证研究表明,不涉及技术变量的情况下,分别考查劳动力身体素质、脑力素质以及综合素质时,青岛市人力资本的产出贡献率都高于济南;而在涉及技术变量后,结果正好相反;同时,两市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技术创新贡献率都较低。因此,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引导,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是实现创新型城市和省份建设的关键。     

绿色金融视角下中国碳排放异质性模式研究

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绿色金融视域讨论了各省份碳排放的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抑碳作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可以利用包含3条模式的有限混合模型进行异质性特征的细致刻画;绿色金融是促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抑碳效应得以释放的重要因素;考察期内11个省份碳排放的模式发生了转变,且发生模式转换的省份大部分位于东中部。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以金融发展促进减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     

人力资本聚集与溢出效应机制解析

人力资本的聚集效应和溢出效应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人力资本的聚集效应依赖于知识的溢出来发挥作用,人力资本聚集效应程度越高,知识技术溢出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就越容易吸引其他主体,人力资本聚集动力也就越强。人力资本聚溢效应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创新,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观念、制度、收入和环境等因素影响着人力资本聚溢效应的释放。为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需要从观念、制度等方面采取创新性措施,充分发挥人力资本聚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全国31个省区1982²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应用半参数可加模型,从人力资本综合指数、脑力素质、身体素质三方面实证分析我国三大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线性结果表明,各区域脑力素质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身体素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下降;非线性结果显示,除东部外,其他地区脑力素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U型非线性影响,而身体素质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我国各区域身体素质对经济增长呈倒U型影响特征,经济增长对身体素质的依赖性逐步下降,脑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高于身体素质的影响,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并呈正相关的线性影响。因此,今后各区域既要注重人力资本脑力素质的积累,亦要关注身体素质的提升,从而形成二者的协同发展,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对Solow模型中人均资本分配方式的探讨

Solow增长模型主要分析了在劳动力变化时 ,资本的广化和深化原理及资本深化的替代关系 ,进而探讨了人均资本的分配方式。但原模型对这一分配过程中资本深化方式的论述不是很清晰 ,对人均资本变化的机理没有做出直观的说明。因此 ,有必要对资本的分配过程做详细的分析 ,以阐明这一问题。     

我国省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两大基石,本文通过教育年限法和教育成本法,构造出就业人口的脑力、身体和综合素质三种指标,并利用卢卡斯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对1982—2011年我国省城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初步核算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我国仍处于资本推动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阶段,应继续加大教育、医疗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利用率,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回顾、争议与评述

文章从概念、分类、核算、溢出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对国内外人力资本的研究脉络及最新进展进行了文献梳理和评述。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目前存在较大的分歧,而对人力资本心理素质的核算尚未有学者触及。此外,对人力资本空间溢出问题亟待进行深入的研究。     

传媒业制度突破与市场效率的演进——基于上海市的实证分析

中国传媒业新旧媒体的发展差异明显,新媒体竞争力日益增强,但其所具有的高新技术传播特征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考虑两类媒体各自所处的制度环境,并通过市场可竞争性标准对传媒业的市场效率进行制度分析可以发现,制度变革是新媒体得以蓬勃发展的主因。上海市的实证分析结果支撑了上述结论。据此可以认为,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得益于市场化改革背景下,非公有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且正是该因素促进了由新媒体带动的传媒业整体效率的不断提升。     

性别失衡对房价的影响 ——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

随着中国城市房屋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现有关于其政策、制度以及经济属性的分析并不能对此做出完全解释。在传统房地产经济学中,住房一直被看作资产和消费品。而本文则从住房作为地位性商品属性的角度入手,讨论性别失衡条件下适婚男性通过购买住房以寻求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进而对房价产生影响的过程与原理。文章在城市性别失衡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依据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对城市层面的适婚人口性别比做出科学的推算,将该数据与已有统计数据相匹配构建2000-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再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基于地位寻求理论,性别比上升明确增强了住房需求并使之转化为中国实际房价上涨的动因之一。其次,性别失衡对房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在婚配市场竞争激烈、住房作为地位性商品特征更为明显的东部地区,性别失衡对抬高房价的影响更为强烈,而在西部地区,这一影响则相对较弱。此外,性别比失衡对房价的影响具有明确的门槛效应,随着房价收入比的提高,性别失衡对房价的影响会逐渐加大;同时,当房价超出绝大部分家庭的支付能力后,住房的地位性商品属性会进一步加强,这将导致房价的持续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