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企业家网络重构战略

根据技术知识在社会网络中的传递的两个现实限制条件:被传播的知识与社会网络在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和传递知识的社会网络的地位相似性,可以将企业家网络及内外资合作划分成核心技术相关和基于价值链合作两种方式。通过在原生型产业集群、嵌入性产业集群中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划分标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虽然许多外资企业与内地企业会有不同合作,但这些合作主要是基于价值链、非核心技术的,所以这些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弱。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外资企业技术溢出,内地企业家可以主动运用网络战略,积极实现与外资企业的有效技术合作。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

通过文献综述,对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进行一些理论性的述评,并总结提出4方面的基本结论:第一,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移民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社会资本影响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合;第二,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与排斥,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第三,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并促进其社会融合;第四,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是他们社会融合状况的表现,也影响其社会融合的能力。     

用音乐激发小学生的审美体验

审美是理解基础上的深刻感觉,人的审美能力包含两个方面,即理性辨识能力和感性体验能力。小学音乐教育的核心就是审美教育,它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热爱,养成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而且能启迪他们的智慧,净化他们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     

重释马尔库塞单向度理论的逻辑

重释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历史的、整体的视角审视从形式合理性批判到技术理性批判再到艺术审美的演变逻辑,发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不仅是对各种理论的整合,而且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综合。单向度理论通过对技术理性的深刻批判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压抑性,马尔库塞最终走向浪漫和悲观的艺术审美解放路线,但是无法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路线。     

蒙古族天崇拜文化传统与族源传说——蒙古族族源传说起源探讨

文章认为蒙古族族源传说脱胎于萨满教神话,与早期萨满教＂天崇拜＂信仰有着密切联系。从族源传说所反映的经济文化类型来推断,它传承于蒙古人脱离狩猎生活过渡到游牧社会,氏族制解体、早期封建关系得到确立的时期。     

萨满教猫头鹰崇拜文化传统与族源传说——蒙古族猫头鹰始祖型族源传说起源探讨

本文以萨满教猫头鹰崇拜文化传统与族源传说的联系为切入点,对蒙古族猫头鹰始祖型族源传说的起源进行探讨,并通过对蒙古与其它北方少数民族猫头鹰始祖型族源传说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并指出猫头鹰以始祖或守护神的形象出现于族源传说是与萨满教信仰中的猫头鹰能害恶灵的观念相联系,而且族源传说中的＂鸟和树＂母题与萨满传说中的＂鸟和树＂母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信息哲学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对信息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浪潮,涌现出大量讨论与信息哲学相关问题的论文和若干本专著。邬焜先生的《哲学信息论要略》（1985）一文的发表以及《哲学信息论导论》（1987）一书的出版成了信息哲学在中国正式创立的标志。邬焜先生特别强调指出,由于信息哲学阐明了一种全新的存在领域分割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表述方式,所以,信息哲学是一种元哲学或最高哲学。信息哲学实现了人类哲学的第一次根本转向,并因而导致人类哲学的全方位的根本性变革。     

天命论思想与蒙古族族源传说

天命论思想作为古代蒙古人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蒙古族族源传说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把蒙古族族源传说置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传统中进行探源,可以看出蒙古族族源传说脱胎于蒙古人萨满教神话,与早期萨满教＂天崇拜＂信仰有着密切联系,其思想根源为天命论思想。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谈执政为民

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要有合法性基础。执政为民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要求,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夯实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践行执政为民,而合法性基础的稳固也会进一步促进执政为民的顺利展开,满足民众的价值需求,执政为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使政治系统更加稳固与高效。     

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域外定罪量刑程序可分为定罪量刑程序分离和定罪量刑程序合一两种模式.鉴于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在维护辩护权行使、彰显诉讼民主、体现人文观念、实现实体公正等方面的优势,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应当成为我国的改革方向.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的形成主要受诉讼理念、人权保障方式、陪审制形式以及审判前程序设置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借鉴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时,应当充分考虑本土因素,即在量刑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上,应当注意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社区四方利益的兼顾与均衡;在定罪量刑主体的选择上,是否引入陪审团制需要具体分析;在对待罪状认否程序的态度上,没有必要单独设置罪状认否程序;在量刑程序的独立程度上,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也许更具有现实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