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郭齐勇认为,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一是要关注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二是要兼顾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三是要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应当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自觉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予以创造性转化。     

经学研究的可贵成果

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经学开始于董仲舒,终结于近代经学大师廖平。透过对廖平经学的剖析,揭示经学在中国近代终结的历史必然性,是廖平研究,也是近代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黄开国同志致力于此,孜孜矻矻,积十年不懈的研究,先后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孔于研究》和《孔孟学报》(台)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二十余篇专题论文,并在此基础上,于最近推出了代表目前海内外廖平研究最新水平的学术专著——《廖平评传》。     

船山思想的内在紧张与船山模型的当代意义

<正> 光芒烛天,芳菲匝地。衡岳钟灵,昭苏环宇。近世以降,伴随着我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曲折征程,船山之学启迪了数代不同思潮的思想家和学者——由曾国藩、郭嵩焘,而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而毛泽东、侯外庐,而熊十力、贺麟、唐君毅,等等。所以者何?根本原因乃在于船山学为人们提供了与时代走向相契接的思想资源。然而我们却不能对淹博如海的船山学术思想作维度单一的诠解,否则无法解释何以不同流派的学人—一洋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上)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王船山论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王船山以他独特的体用观来解读仁与礼的关系,仁义礼智四本德与智仁勇三达德的关系,提出"立人极"的观念,肯定五常、四德乃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而"仁义"乃核心的核心。船山的人文价值观有"诚"作为超越的背景。在人禽、君子小人之辨中,船山反对蹈虚空谈,重视修身守礼,又重视社会政治实践,把核心价值与日用伦常、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这对建构当下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     

孟子性善论所涵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问题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肯定人具有不同于动物或他物的特殊性,这就是道德性.孟子把良心称为本心,本心是性善的基础.良心本心、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的本性,“天”是人的善性的终极根据.仁、义、礼、智、信等,既是社会道德规范,同时又是本心所制定的法则,即道德理性.恻隐等“四端之心”本身即涵有道德价值感,同时又是道德判断的能力和道德践履的驱动力,成为现实的道德主体自我实现的一种力量.孟子深信,心自身具有的价值本身,有其内在的条理,它并非从理论理性的原则推导而出,却同时是合理的.孟子认为,人是否真正发挥其禀赋,就在乎每个个体是否有修养的工夫.所以,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存养方法.在此基础上,孟子特别重视人格独立和节操.     

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刍议

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一国两制”等基本国策的确立和贯彻,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相连的一场文化研究的热潮正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重新评价和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门”。     

“文化多元”论纲

改革开放十年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显著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从文化一元走向文化多元。我这里使用的是人类学、文化学通用的广义“文化”概念,泛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人为地创造、承传、借取、享用种种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方式的过程和结果,涵盖人们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审美趣味、价值取向、风俗习惯、心理结构、家族结构、社会组织制度等等。现在恐怕没有人否认十年以来国民的社会生活,从文化表层的衣、食、住、行活动和工具、器物,到文化中层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制度,到文化内核的风俗、心理、宗教、     

“文化多元”论纲

改革开放十年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显著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从文化一元走向文化多元。我这里使用的是人类学、文化学通用的广义“文化”概念,泛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人为地创造、承传、借取、享用种种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方式的过程和结果,涵盖人们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审美趣味、价值取向、风俗习惯、心理结构、家族结构、社会组织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