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研究》项目简介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8年重大招标项目,于2009年4月由国家社科办正式批准下达立项,项目编号为08&ZD010。项目首席专家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金太军教授,课题组成员主要是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中青年学者,同时邀请南京大学公共管理专家童星教授等国内知名学者担任顾问。     

政治逻辑及演化趋势:中国场域的实践

在群体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常态情景下,拥有或行使权力是满足需求的重要途径。相比其他权力形态,政治权力拥有无法比拟的资源配置能力。因此,参与政治过程,掌握或行使政治权力,主导或影响利益分配,是人们实现需求满足的基本路径。如何促进利益增长和分配利益构成了政治关系的基本内容,政治的内在逻辑则可概括为利益增量与利益分配。在政治内生逻辑作用下,中国场域的政治实践就逐步演化为这样一种趋势: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自治化。     

论公共危机中谣言的生存逻辑——一个关于谣言的分析框架

公共危机中谣言是以寄生的方式生存的。谣言的寄生性使人们信任谣言:内容寄生性为谣言提供了生存载体;心理寄生性给谣言提供了生长养料;路径寄生性是谣言传递的路径通道。谣言能在公共危机中生存,依赖于联网能力和同化能力。联网能力以"差异逻辑"为基础,以"技术范式"为核心,实现不同信任网络之间的链接,为谣言的传递和扩散打通道路;同化能力依赖内容寄生性和心理寄生性,影响人们的心理或者左右人们的行为。     

政府与企业的交换模式及其演变规律——观察腐败深层机制的微观视角

以价值—资源—影响力—交换为核心要素的政府和企业交换关系分析的新框架可以深刻诠释我国政府与企业的微观互动。信息控制、自由裁量、制度供给和身份认定构成了转型时期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基本模式:信息控制模式是政府与企业交换的神经网;自由裁量模式是政府与企业交换的特质;制度供给模式是政府与企业交换的保障;身份认定模式是政府与企业交换的助推剂。同时,市场规则、行政趋势、社会规范以及政府与企业交换内在逻辑的相互作用,则推动着政府和企业间包括价值、资源和影响力在内的交换的变迁。     

论经济开发区行政区划与社会管理的耦合——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

社会发展需要、政府职能重心和行政区划体制之间是一种耦合结构:社会发展需要和政府职能重心共同决定着经济开发区的行政区划体制;当社会基本结构深刻变动,政府职能重心发生位移,经济开发区也必然需要调整行政区划,实现管理体制创新。通过考察天津滨海新区管理体制变迁历程,探究开发区行政区划改革的经验和规律,总结以行政区划改革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路径,为全国开发区行政区划体制调整提供清晰的、可供借鉴的框架。     

论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建构

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理念主张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与融合,力图在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社会发展共担共享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从理论范式上来说,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体现了公共行政从功能主义、解释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的系统过程。建构主义主张在自我治理、参与民主、公共协商、多元协同等方面有更多的建树,在国家治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既要通过国家治理价值、结构以及程序的整体推进而寻求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又要超越社会建构本身在制度规范供给与克服市场失灵上的不足,而发挥国家在宏观引导、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以及政策规范等方面的必要作用。     

政府能力引论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人们从经验分析到理性判断愈来愈认识到,国与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分野也许并不在于抽象的政府组织形式,而在于具体的政府能力。政府权能的不断拓展,政府能力及其提升,对于提高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水平、有效地履行其职能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因此“政府能力”成了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热门研究课题。相比之下,我国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迟滞,近年来对“政府”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政府组织、机构、体制、职能、行为等方面。本文拟就政府能力的涵义、结构等基础性问题谈点肤…     

文化：社会管理的基础和持久动力

社会问题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问题的存在可以从文化层面找到根源：一是信仰体系缺失;二是传统文化被破坏、被解构;三是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对精神层面造成冲击。今后,应建立弹性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恢复主流意识形态,重塑适应21世纪的现代文明,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一种结构视野下的分析（英文）

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在这一双重时空坐标中,对国家认同的考察不能醉心于国家认同的变迁与再建构的宏观研究层面或停留在具体形态诸如公民认同、民族认同等微观研究层面,而要加强沟通宏观与微观的中观层次学术考察,深入探讨国家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此,消解个人层面的本体性焦虑,使其回归本体性安全及实现国家层面的国家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彰显国家认同的功能性力量。无论是基于理论逻辑阐述还是事实经验考察,国家认同都不能独立地发挥稳定且持久的作用,而是需要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组织系统三方面的基础性结构支撑,这三个领域的功能匹配是国家认同得以可能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