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

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在这一双重时空坐标中,对国家认同的考察不能醉心于国家认同的变迁与再建构的宏观研究层面,停留在公民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等领域中具体形态的微观研究层面,而要加强沟通宏观与微观的中观层次学术考察。在梳理国家认同的概念基础上,"怎样获得国家认同"的问题自然被置换为"国家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消解个人层面的本体性焦虑,使其回归本体性安全及实现国家层面的国家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彰显国家认同的功能性力量。无论是基于理论逻辑阐述还是事实经验考察,国家认同都不能独立地发挥稳定且持久的作用,而是需要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组织系统三方面的基础性结构支撑,这三个领域的功能匹配是国家认同得以可能的有效路径。     

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演化逻辑——基于治理网络的视角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既是应对危机的现实需要,又是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向.参与的发生依赖于关系纽带的连接:个体层面依赖于感情纽带,组织层面依赖于职能纽带,社会层面依赖于责任纽带.参与的类型包括自发型和引导型两种类型.自发型参与源于微观层面的感情纽带,表现为危机管理中的自组织现象;引导型参与是在责任纽带或职能纽带的作用下产生的,是由组织载体和明确目标引导驱动的.参与的类型影响着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诉求导向、运行过程和动力结构,从而产生不同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演化轨迹和转型模式.自发型参与演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网络内部的合作,一般经历“生成→扩展→进化”三个阶段,由于进化方式的不同,或者解体,或者改组;引导型参与演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网络之间的协调,其演化轨迹就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危机管理系统构建合作网络,从而消化异质、处理噪音、纠正偏离的过程.     

政治制度文明建设论

政治制度文明在政治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当前,我国政治制度建设滞后主要体现为人大代表面临着“代表性”危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够完善、行政权和司法权难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方针。因此,我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制度化以及推行依法治国三个方面。推动党内民主是实现我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突破口,其基本思路是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规范权力“授”“受”关系和重构党内监督制度。     

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

市场机制的内在机制失灵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困境凸现了政府生态治理的主体角色。然而,以往对政府生态治理意愿与效能的塑造路径局限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理念、体制与机制上。这实质上是传统西方组织理论囿于组织结构研究视角的逻辑作用结果。事实上,政府生态治理过程无法回避政府体制中的核心行动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其意愿与行为将直接影响政府生态治理的政策走向与政策效能。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塑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态治理意愿与合理生态治理行为,从而有效保障政府生态治理的持续性绩效。     

论政治行为的动因及其制约因素

本文着重分析了政治行为的内在动因和外部制约因素,认为政治主体对利益、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追求,构成其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和直接动因;从政治感受经政治情感、政治意识、政治态度到政治意志再到政治行为,则体现了政治行为主体的复杂心理过程和主观能动性。同时,任何政治主体政治行为的形成又受到一定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制约,实际上,政治行为就是政治主体同政治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论中国封建社会排斥异端邪说的强抑制机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为了维护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历代王朝除了通过控制教育和录用选官①等手段来确保适应专制主义要求的思想（汉武帝以后基本上是儒学）的独尊地位以外,还运用国家政治权力,严格保护和充分利用这一思想,以此来作为中国社会高度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并对种种离经叛道、侵犯皇权的“异端邪说”,予以残酷打击和压制,以严刑峻法来防止土林之中一切稍有偏离正统思想的举动,亦即实行对思想文化的强抑制,这种强抑制和学而优则仕的选官机制,构成了封建社会文化专制主义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环节,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得以绵延…     

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析论

民主和责任 ,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所必须奉行的两项基本原则 ,也是支配政府行为的内在价值取向。二者既有区别 ,更有联系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本文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政府内部间的关系等两个层面 ,分析了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的内涵和意蕴 ,对中西方公共行政实践中若干问题进行了剖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协同惰性：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新视角

集体行动作为“人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共同的难题的基本措施之一。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集体行动并不必然获得成功,失败和困境反而成为常态。诸多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往往醉心于某个单一角度或是微观层面上的分析,割裂了要素之间的结构逻辑。因此,这就需要形成一种更为宏观和系统的理论框架,能够涵盖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多重因素。以协同惰性为重要内容的协同优势理论以其多元而开放的题域,从目标、权力、信任、成员结构和领导力五个维度构筑了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主体结构,不仅为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揭示我国当下的协同治理困境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理论工具。     

构建历史城镇保护的政府机制

历史城镇的保护与发展不仅具有历史文献作用,还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价值。当前,虽然历史城镇保护在政府的主导下有众多参与者,但仍存在着历史风貌的破坏、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根据我国现实,历史城镇保护的当务之急是构建政府保护机制。它包括法律法规制定机制、宣传教育机制、保护规划机制、审批机制、监管机制、处罚机制等。历史城镇保护的政府机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良好运行必须伴之以民主机制。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解构

官僚制与现代化的发展相辅相成,西方官僚制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诸多弊病,产生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因而受到后现代理论的猛烈批判.后现代理论主要从官僚制的效率、技术专家治国、官僚制主体及其公共性、官僚制权威及官僚制治理风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解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理论的这种批判或解构为官僚制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也不无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