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中国文化观

马克思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化,那就是人类历史文化整体发展的视点以及唯物史观,他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马克思中国文化观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西方人的中国文化观,而他对东方文化的认识则是他的中国文化观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马克思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互结合为基础的闭关自守的文化,但它是人类文化活的化石,有着一种坚韧的优秀品格;并指出要想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历史性的进步,就必须打破封闭自守的状态,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革,使中国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     

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原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建设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从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加强创新社会管理做起为第一个阶段;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理顺社会关系,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合理、开放、包容的现代社会结构为第二个阶段;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现代化为第三个阶段。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201O年载文、作者统计分析

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来分析统计《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2010年载文的学科分布,信息量,基金论文,作者学历和职称,归纳了办刊的优势和特点,剖析其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

运用增长不平等指数和空间相关指数,对外商在华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进行测度,测度的结果表明:在1995年到2009年间,不仅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事实非常显著,而且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状态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究其原因,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践的地域性和时序性是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首要因素。同时,中国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劳动力流动的地区非均衡分布和地理区位差异,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纠正与革新——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传播的是唯物史观,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此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受日本学者影响,唯物史观被解读为"经济史观".大革命失败后,基于对失败的深刻反思,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大革命时期作为主导思想的"经济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误读,这种误读使我们忽视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重要性,陷入了"机械论"的误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思想根源.在对失败的反思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丰富马克思主义相关文献来源、组织理论团体、创新理论成果的方式,重新认识并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原来机械的经济史观转向了辩证的唯物史观,并进一步将斗争观引入唯物史观,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确立了与我国实际相符的革命道路,引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转危为安,亦为其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中共早期工会开展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与经验启示--以安源工人俱乐部为例

作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早期的一大工作重心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抓手对广大工人进行系统的思想启蒙与政治动员,这使得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就成为中共早期工会的重要任务。为此,安源工人俱乐部等早期工会注重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主题纪念及文娱活动等多种有效路径大力加强工人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思想政治工作呈现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协同育人、注重实效、喜闻乐见、贴近生活等主要特征。安源工人俱乐部等早期工会开展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及经验,既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其对当下中国工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具有较高启迪价值。     

“特质波动率之谜”与估计模型有关吗？

以CAPM、Fama-French三因子和五因子模型为均值方程,分别采用无条件标准差,以及GARCH、EGARCH条件方差为基准计算出中国股票市场的特质波动率,研究了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关于高特质波动风险对应低预期收益的定价异象来源于特质波动率估计模型的差异。具体地,当使用无条件标准差方式估计特质波动率时,存在定价异象,而使用GARCH、EGARCH等条件方差模型估计特质波动率时,则不存在定价异象。该结果在改变残差估计均值方程以及控制规模、流动性等其它变量后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解释长期困扰在资产定价领域的“特质波动率之谜”。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经济社会意义

指出社会结构不仅是分析和理解众多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也是分析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传统视角之一。将社会结构分析重新纳入到破解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中心范畴,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要求。同时针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深化产生的重要影响,分析了其有利于调整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经济社会意义。     

奇怪的三圈儿

在古老的西藏,有一个叫爱地巴的人,他每次一与人争执,就会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上三圈儿。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的举动很奇怪,但是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不肯说出原因。     

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

美国学者Robert L．Paarlberg认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主要有这样四种：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国务院在2001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为界,把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2001年）,中国采取了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中国采取了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