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地理学者的丹霞地貌研究

从上世纪20年代迄于现在,中山大学几代地理学者对中国“红层”地理现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而逐步构筑中国红层研究体系,由此提出的“丹霞地貌”,被誉为地学方面的中国“国粹”,并促成2010年“中国丹霞”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成功。从“丹霞地貌”的发现、命名和研究,到“中国丹霞”的申遗成功,凝聚了近百年中大地理学者的才学心力。其从学术研究带动地质景观美学价值的开发推广,到以争取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身份彰显其地理学意义,并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拓展,在学术研究及其推广应用的互动方面,提供了经典的例证。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知识分子:运思与方法--读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近20年以来,伴随着各种问题的产生,大陆知识界的讨论风气已经形成.不仅涉及的名目纷繁复杂,而且讨论的声势规模都颇为壮大.这表明知识分子的自觉--经过20年的学术训练和现代知识分子意识的修复与培育,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与参与意识、对问题反应的敏捷、介入问题的深度和解决问题的决心与热情,都到了鼓舞人心的程度.但是,与之相伴又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很多时候,争论乍起,风起于青萍之末,马上变得沸沸扬扬,但争论过后,又状如秋风扫落叶,冷冷清清.过程突出,结果茫然,所讨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念,概难留下真正的积累性成果.     

玉史衍化与“美术考古”——论沈从文的中国古玉研究

沈从文于1949年8月由北大转入历史博物馆,即开始自行研究中国古玉,同时在中央美术学院讲授"中国玉工艺"。这批研究成果长期淹没不彰,直到2002年《沈从文全集》出版才得以问世。其中,沈从文利用前人文献和新出土实物,考述古玉的出处、出产及向中土的运输方式,也述及其映射的中西交通文化史问题,使这一问题显现为"一连串的历史事实"。他分疏玉史衍化的几个典型过程,辩证处理研究中的玩玉经验与历史知识,颇能翻出新意。他演述雕玉工艺,张扬商周雕玉艺术意境上的雄秀活泼与价值上的自由精神,在物质文化研究"史"的范围之外,又拓宽了"美"的新领域,其究心"美术考古",结合中国文化史谈中国美术史,丰富了文史研究的范围,形成了不仅考订历史,而且彰显艺术的治学特色。他承接民国以来出土实物与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又出于己意以"联系和发展上下前后四方求索方法",考订古玉多种疑难问题,使不少看似难解甚或不可解的现象豁然以明,堪称方法论的创新。其成果虽因历史原因失载于相关的学术史著述,但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是不应被忽视的。     

北大"故事":不敢吹牛的回忆——黄修己《我的"三角地"》读后

著书立说,是学人的本职,而为儒林立传,却非学人余事.板凳一坐十年冷,孜孜砣砣于学术"七宝楼台"的搭建,自是献身名山事业的最佳写照,然而治学之余,忆及师友交往与学风变迁,一旦把它们化为文字,虽然属于"竹头木屑",但由于浸润了作者的私人体验与为人、为学的私密感受,往往能有更加感人的地方.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新一届编委会成立

日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新一届编委会成立。主任委员为中山大学副校长梁庆寅教授,副主任委员为社会科学版主编吴承学教授,委员为(按姓氏笔划为序):马骏教授、王?教授、王美今教授、刘星教授、刘峰教授、吴承学教授、李萍教授、李仲飞教授、陈春声教授、倪梁康教授、唐钰明教授、桑兵教授、高定国教授、梁庆寅教授、麻国庆教授、黄国文教授、程焕文教授、蔡禾教授、鞠实儿教授。(该名单已从今年第5期开始登载)2007年9月11日,社会科学版召集了新一届编委会成员座谈会。梁庆寅副校长介绍了编委会的构成原则和任务,并对社会科学版的改…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北大“故事”：不敢吹牛的回忆——黄修己《我的“三角地”》读后

著书立说,是学人的本职,而为儒林立传,却非学人余事。板凳一坐十年冷,孜孜石乞石乞于学术“七宝楼台”的搭建。自是献身名山事业的最佳写照,然而治学之余,忆及师友交往与学风变迁,一旦把它们化为文字,虽然属于“竹头木屑”,但由于浸润了作者的私人体验与为人、为学的私密感受,往往能有更加感人的地方。     

铅笔少女

“也只有姐姐,才知道谁是乔杉笔下梦里的铅笔少女。”[前]八年前的春天,大地回暖的时候,一中文科重点班传出了一篇被称为惊世佳作的文章,名字叫《致我的铅笔少女》,文章出自一个叫乔杉的男生之手。他用让人惊叹的细腻笔调把少年对异性少女全部的思恋付诸一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