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维权与成员资格 ———多重支配下的“代耕农”

以往关于农民维权的研究都忽略了维权本身的权利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认为农民只有在具备乡村行政设置中的成员资格以及乡村伦理中的道德成员位置时,其维权行动才可能有效。文章通过对一个由特殊的群体——＂代耕农＂组成的村落,描述其村民从有成员资格到无成员资格的过程,在经验上补充了＂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研究框架所忽略的维权状态——无法维权;在理论上,扩展了＂合法性困境＂的＂所指＂范围,并分析了由资本、基层政府以及地方权力所组成的多重支配系统,如何构成了＂代耕农＂的抗争困境。     

基于有限元方法的内圈装反轴承受力分析与寿命评估

中国从2003年非典期间的官员问责以来,官员问责不断由中央层面辐射到地方层面。目前,许多地区的行政部门纷纷推出"问责制"。中国的问责机制呈现出双轨的形态,即在常规治理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和在重大突发事件治理下的"问责风暴"。本文主要论述第二种问责机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常规治理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不足以应对,因此需要将"责任状"转变为"军令状",党组织迅速介入行政体制统合各个部门采取雷霆行动,以"问责风暴"席卷各个地区。事实证明,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军令状"模式的采用有效保证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令的执行。"军令状"模式的研究对于指导国家治理实践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丰富了公共治理理论。     

“喊楼”：阈限中“羞”的释放——对大学生毕业仪式的一个剧场分析

本文关注的是一项由大学毕业生自发举行的“喊楼”仪式，并对其展演的舞台进行了剧场分析。研究认为，临近毕业的“阈限”与群体的在场构成了“喊楼”剧场的时空情境。毕业生在日常生活中“羞”于出口的情感与祝福，在这种时空情境中得以宣泄。     

新余市50年降水变化规律初探

通过对新余市观测站1959～2008年50年降水量资料研究分析发现:新余市年平均降水量为1590.2mm,雨量充沛。年降水量经过了三个多雨期和三个少雨期,它们交替出现,且有减少的趋势。春夏两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2%,呈减少趋势,以春季减少较明显;秋冬两季有增加的趋势。汛期降水量占年总降水量的53%,且有减少的趋势,平均每年出现暴雨4.5次。     

粤北古代知名诗人述略

自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由于岭南山重水复,密林深谷,又受五岭山脉的阻隔,故而比黄河流域开发较晚。其中粤北连阳一带,起初归楚湘管辖的时间较长,基本属于荆楚文化范畴;南(雄)韶(州)则为古代南北通道,与中原接触较多;南雄、始兴二县,地临赣南边境,并受江西文化风情的影响。因此,相对于粤东、粤西、南路及广西而言,这些地方的开发,自然要早一些。明丘濬说:“盖自三代以至唐,人才之生,盛于江北。”清李玉鸣也     

珠三角“代耕农”概念廓清：历史、分类与治理

近十年来对珠三角"代耕农"群体的研究,多半混淆了该经验概念在现实中所指的群体。通过对珠三角的代耕粮农与代耕菜农两类代耕农的产生的背景、分布、规模、生产及生活形态、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两类群体是截然不同的。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人口管理方式上、在居住问题上、在土地问题上、在教育问题上、在就业和生存问题上实行"分而治之"的治理政策。     

理解费孝通的研究单位:中国作为“个案”

研究者的分析单位与最终探讨的研究单位有时相同,有时不同。因此存在两种理解何为"个案"的可能,以及三种方法论的进路——分别是"个案本身的研究"、"个案之中的个案归纳"、"收敛性的个案研究"。费孝通先生一生的研究几乎涉猎从微观至宏观所有的分析单位,并且分别沿着三条进路最终向"中国"这个终极关怀靠拢。而利奇、弗里德曼以及诸多当代关注个案研究的学者,简化了费孝通的方法论框架,忽略了其个案体系的复杂性、连接性与扩展性。     

全国首次张九龄学术研讨会在韶关召开

张九龄诞辰131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1989年3月14日至17日在张九龄的故乡——韶关市召开。会议前后,收到海内外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交的论文120篇。广东省和韶关市的党政领导和来自北京、内蒙,浙江、江西、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市、自治区的学者、专家及张九龄的后裔共170余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在大会发言的有24人。会内会外,与会者本着批判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时代精神,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张九龄的历史功绩,从政治、历史、文学、思想、伦理等多学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张九龄的政治活动主要在开元年间,开元后     

多维视野中的乡村振兴(笔谈)

乡村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印刻在情怀脉络之中的人文底蕴。但是,它又绝不只是一种情怀,不只是人们偶尔厌倦了都市的繁华后寄托乡愁的地方。毕竟,在可预见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仍有数亿人依赖或部分地依赖它,实实在在地过生活。世上固然不乏专注工商而任由乡村空疏之国,然而,中国有14亿人口,这是它作任何战略性选择都绕不开的前提。14亿人命系于工商,且不说粮食、生态安全,至少是超出了今人所能想象的世界市场容量(更不用说中国可能在此容量中的分量)。如此说,非指中国乡村不要工商,而恰恰是有了厚实的工商基础后,让乡村成为可供数亿人安居乐业、有尊严地可进可退之所,极端重要。乡村振兴,正是我国审时度势所作出的顺应新时代所需的战略选择。乡村要振兴,在物质上,产业要兴旺,生态要宜居,生活要富裕,自是不在话下的事情,而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等"软件",亦必不可缺。既然乡村振兴本是多维、多层之立体事业,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思索进益之策,无疑就是其题中之义。不过,现代知识生产,终归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讲究术业有专攻的。因此,唯以问题为导向,依仗多学科专业分析,汇融多维视野为一整体,凝聚智力,方能更有效地推进见识,真正助力社会之实践。为此,本刊邀请十余位对乡村问题素有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就乡村振兴所涉思维方式、产业发展、经济组织、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社会治理、干部角色、乡土文化、边疆和民族地区特点以及法治保障等问题,开展一场主题笔谈。其理论视野各异,问题意识则无疑相通。有心、有志于乡村振兴之业者细阅之,当各有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