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权和调整化解了农地纠纷吗?——基于7省村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全国东、中、西部7省1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及土地调整对农村土地纠纷的影响。研究表明:(1)土地确权在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权能的同时,也显化了农村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发农民解决各种土地权属争议的诉求,引发矛盾与纠纷;(2)土地调整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庄人地资源配置不均的矛盾,但带来的农地产权不稳定也易引发利益、权属等纠纷;(3)村庄的纠纷调处能力对土地纠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人均耕地资源越多、户主平均年龄越高发生土地纠纷的可能性越高,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村庄土地纠纷发生的概率显著高于东部。由此提出政策建议:第一,鉴于土地确权有激发纠纷的风险,各地在确权过程中应有效规避风险:一方面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确定确权时点,另一方面在土地关系复杂、矛盾较多、确地难度大的地区,尝试探索“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第二,保障农村地权稳定,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同时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村干部和农民维法意识。第三,构建多元化农地纠纷解决机制,提高各方应对和调处纠纷的能力,及时根除纠纷隐患。     

资源禀赋对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秦巴山区40个村庄63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秦巴山区农户的脆弱发生率显著高于贫困发生率;人力资本、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都会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发生率,自然资产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为负;村庄外出务工比重、清洁用水比重等都会降低农户脆弱性;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会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对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但对社会资本降低脆弱性的作用会产生反向影响。     

不同规模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研究

以南阳市427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对三类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房屋价值、社会资本、对贷款政策了解度及土地规模差异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与房屋价值是影响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的共同因素,土地规模是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最为直接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土地规模增加,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更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程度、社会资本和风险保障措施。     

乡村“老漂族”的流动机理与生存图景

“老漂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流动人口,专指以帮衬子女特别是照顾孙辈为主要目的,从自己生活的农村来到子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的准老年人和老年人群体。“老漂族”是一个具有较强异质性的群体,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通过对江苏省H市X社区18位“老漂族”的深入访谈发现,“老漂族”的流动是在工业社会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消弭的时代背景下,子代的需求和父代的回应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一种“父代投奔子代”的独特方式重塑了转型期中国的代际关系,“老漂族”生存状态也因此呈现出一幅喜忧交加的另类图景。随着“老漂族”群体的发展壮大,这一群体未来的去向问题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     

生存理性如何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

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重新定义了“为自家生产”和“为市场生产”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基于经济理性行为假设认为农户存在以确保自家食品安全为动机的生存理性。根据在5省区收集的827份农村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差别化生产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描述了差别化生产行为总体特征,并测量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威胁感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运用Probit模型验证了命题：以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为特征的生存理性,支配了农户为确保自家消费安全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     

乡—城移民聚居空间实践及其文化调适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外来农村移民进入城市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多种非正规空间聚居,形成移民主体性的生活实践场域。在与城市文化互动过程中,外来农村移民如何在聚居生活中进行调适,已是检视其城市融入成败的关键场域。通过分析空间疏离、退守到空间重构的三种空间实践过程,表明主体性居住空间实践具有重要的文化调适功能,相关政策应重视他们聚居的多样性与渐进性,尊重其生活空间权益,才能破解当前的融入困境。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研究评述与理论框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存在成本,收益也不容忽视。在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后,才能更加合理地分摊市民化的成本,推进高质高效的市民化。首先,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分摊机制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其次,首次总结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关系中的两大矛盾：农民工个人福利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矛盾、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同期不匹配的矛盾,并构建了一个以矛盾为导向的分摊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框架。最后,分析了以往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流亡主题研究

流亡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同样是一种文学类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反映特定的时代精神和作家的写作心态。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变革的美国,知识分子流亡在其文学史上占有极大的比重。作为迷惘的一代的流亡作家菲茨杰拉德,必然与这个时代的流亡文学浪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笔下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无论是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还是抒发对未来的迷惘状态,无不具有20世纪流亡主题的共性。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漂亮冤家》《夜色温柔》三部长篇小说描述了作为一个流亡作家在其创作道路上的得与失、寻找与回归,由青年走向成熟的过程。     

就近半城市化与去城市两级分化

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普遍选择的就近半城市化路径中,人口迁徙具有可逆性：一是从城市回流到农村的可逆性,二是从大城市回流到中小城市的可逆性。这两种可逆性勾勒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去城市两极分化”机制：类贫民窟作为物理载体仍然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但在可逆过程中,它并不会形成一个刚性的城市社会贫民阶层,进而这种可逆性成为城市社会两极分化结构中的弹性要素;特大城市也会产生,但在可逆的过程中,作为纯资源接受者的中小城市将获得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契机,从而这种可逆性也构成了城市体系两极分化结构中的弹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