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 --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思潮,它在哲学上表现为以“领导权”为核心、以“链接”实践为基础、以反本质主义为特征的政治本体论;具体内容体现为以“对抗”为特征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而具体目标和实践则体现为构建“激进民主政治”的“新社会运动”。     

德国大学学术组织的演变与改革

本文阐述了德国大学学术组织的发展与历史演变,重点分析了德国大学典型的学术组织结构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大学学术组织的创新与改革,总结了从中我们应得到的启示和借鉴。     

提高高校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利用率措施分析

针对高等学校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利用率低的现状,分析了仪器设备利用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提出了高等学校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利用率的措施。     

技术的社会建构与新技术社会学的形成

哲学的目的 ,就是在批判性反思与分析的基础上 ,澄清那些人类借以描述其经验的基本概念。而技术哲学的目的 ,则是对那些借以阐明和表达我们关于技术的思考的概念与概念框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分析。从知识的角度看 ,技术哲学的正当性表现为技术本身就是哲学反思的一个有趣主题 ,知识的惊异性是其哲学反思的主要驱动力 ;从实用的角度看 ,技术哲学的正当性表现为技术在现时代作为一个焦点的象征与隐喻性意义已不言而喻 ,它成了问题之源 ,也折射着所有的问题。因此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关于技术的种种争论 ,如对新的技术可能性 (如克隆人 )的具体决策 ,以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这些争论显然有着直接的实用主义的尺度 ,其中渗透着不同的技术哲学有助于澄清的哲学假设与观念前提 (如技术是一种自主性的力量 )。毋庸置疑 ,虽然技术哲学面临边缘性的地位与体制化的举步维艰 ,但我们认为 ,技术哲学具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可能性 ,是一门极具成长潜力的哲学分支学科 ,抑或是当代哲学中一个极具竞争力的一般哲学研究纲领。事实上 ,在当今的中国技术哲学界 ,情形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2 0 0 0年 ,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第八届技术哲学年会上 ,我提出了“哲学中的技术转向”的说法 ,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     

"内外结合、综合治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针对我国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比较突出的问题,建议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的外部环境、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提高中小企业自身融资能力等多方面采取措施。     

田齐“高祖黄帝”考辨

陈侯因齐敦铭中"高祖黄帝"之语,实是田齐国家战略的宣示,关涉着田齐及战国中期的政治发展,然学术界对这句话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释读却向无认真辨析。本文系统考察此语上下文例,定"祖"为祖述之义,并进一步考明田齐祖述黄帝之旨趣乃在于以征伐王天下。兹是时代背景使然,陈侯因齐作此器铭盖在马陵之役后,其时诸侯争霸政治已发展到最后阶段,魏、秦、齐等大国诸侯皆先后开始了王天下的政治追求,战国政治经历着诸侯争霸向七国争王的转变,"高祖黄帝"正是田齐王天下的战略。但王天下非徒事征伐而已,田齐推动"高祖黄帝"战略的努力始于威王,经宣王之世,而终于涽王之败亡。     

居乡状态中的南宋理学士人——以朱熹为辐射中心的群体探讨

南宋一朝,在理学内因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作用下,理学士人居乡化态势日趋明显。朱熹是南宋杰出的理学大儒,也是南宋居乡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行道乡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努力构建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以朱熹为中心,其亲友弟子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居乡士人群体,在乡闾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是稳定地方、和谐乡里的优佳辅翼者;对基层民众而言,他们是下情上达、济贫恤困的有力护翼者。作为持道秉义、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断扩大着自身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度,在乡闾间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将理学家的社会理想落到实处,不仅为理学在基层的深入拓宽了空间,同时也基本定型了居乡理学士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如何创新我国社会管理方式——基于社会管理方式的研究述评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对于我国应对转型期的各种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根据理论界对我国当前社会管理方式的主要特点与问题的分析,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我国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方式为目标模式,以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着眼现代、立足现实为基本原则,以从威权式、管制型、控制型、人治型、单一型向协同式、治理型、服务型、法治型、复合型转变为实施路径。     

Surrendering the environment for capital gain and Olson’s group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he dissolution of housing co-operative societies in Hong Kong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ise of the co-operative housing of civil servants and its fall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Hong Kong from a British colony to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lson’s group theory was adopted to explain the timing of the dissolution in a context of uncertainty in the property rights of land; the terms of civil service appointments; and the housing market. The size of the ownership body and the value of the land were evaluated as factors affecting dissolution decisions. It was found that in agreement with Olson’s theory, the number of members of the body ha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ife (between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of the co-operative body. In addition, it was also found that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maintaining status quo, including the value of the land on which the co-op scheme sits and the real option value of redevelopmen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iming of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op. The implications for using Olson’s theory were also discussed.     

用“以人为本”理念构建高校德育新模式

传统德育的感召力弱化,并且引发了人们对德育本身的合理性反思。实施“以人为本”的高校德育的新模式,就是加深对学生本质的认识,改变德育的现状,确定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教育方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