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路径栅格的机场噪声等值线追踪算法

机场噪声等值线图在机场噪声控制、机场规划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机场噪声的特征及分布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路径栅格的机场噪声等值线追踪算法,通过构造有效网格、建立具有顶点编码和的路径栅格,在等值线追踪过程中唯一确定下一个等值点,避免了传统的先开放后封闭的等值线追踪方式,能够快速生成等值线图。实验验证表明,该算法效率高,绘制的机场噪声等值线图效果好,没有等值线交叉现象。     

转型中国的政法救济机制

新中国形成了政法治理的传统。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法模式下的救济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想化的权利救济机制尚不健全之时,政法救济机制有效弥补了权利救济的漏洞,并且是一个可供依赖的过渡路径。政法救济机制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政治权威为公力救济提供权力支撑、政法治理矫正程序主义的救济弊端、政法综治优化救济机制结构。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对它的改造和完善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应当提高信访、泛行政调解、首长公开电话等一些行之有效的救济方式的制度化水平;同时从转变执法方式和坚守程序正义底线两个方面强化政法治理的权利伦理品位。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新开发现象

我国 2 2个人口在 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西部地区。近年来 ,他们在对待文化艺术遗产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歌手们更加关注自己民族的歌曲 ;地方政府在城镇和旅游建设中强调突出民族特色 ;农牧民组织民族服装模特队等。在此把这种发展变化称为“新开发”现象。     

边远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边远民族地区应本着科学发展观,努力发展本地区的民族特色工业。边远民族地区发展工业经济应遵循以资源市场为导向、延长产业链,发展特色产业等,正确处理好工业经济与社会发展、三次产业之间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额什丁家族史论

考察 14世纪以后的苏非派 ,不应忽视额什丁家族的重要作用。这一家族并不是中亚显赫的家族 ,但在特定时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并且其家族首领扮演了较为特别的角色。同时 ,他们和上层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或者是巧合 ,但仔细探究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难看出宗教和政治自身需要的内在互动以及或明或暗的结合 ,完成了家族的双重“使命” ,也为一个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论泰山崇拜与东岳泰山神的形成

崇山理念与山岳崇拜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由山岳崇拜发展而成的山岳神灵构成了中国信仰文化的独特现象 :五岳崇拜及其巡守、封禅仪典。本文以东岳泰山为研究对象 ,具体探讨了泰山崇拜的形成、封禅仪典的内涵 ,尤其是对泰山神的人格化历程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年轻夫妇“两头走”——乡村家庭权力结构变迁的新现象

近年来,年轻夫妇“两头走”这一新型家庭居住模式逐渐在鄂西农村变得普遍起来。通过实地调查着重分析了这种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居住模式重塑的微观家庭权力结构,进而探讨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迁。不同于传统从父居模式下的以男方父代家庭与年轻夫妇为主、女方父代家庭较为次要的主次型家庭权力结构,两头走的婚居模式形塑的家庭权力结构为男女双方父代家庭与年轻夫妇的三角平等结构。这对我们认识当下的代际关系与养老、年轻人的独立等问题有着现实意义。     

如何从生命周期理解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文章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入手,以期为理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基尼系数本质上衡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收入所得税等政府政策也侧重对结果不平等的调整,但收入结果的不平等起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强化于过程的不平等,最终才表现为结果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过程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对应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需要不同的政策措施.对于机会不平等,政府应着眼于消除户籍制度等对不同人群的制度性歧视,减少我国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推动幼儿和青少年教育与医疗服务的均等化,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的养教环境.对于过程不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建立对各种所有制员工和不同雇佣关系职工都公平的城乡统一的市场环境,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同工不同酬等歧视现象,尤其是取消国家制度和政策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结果不平等,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在现有个人所得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基础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公正的收入调节和社会保障体系.     

太平天国战后中国农业基础状况浅析

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无论是在经济、军事,还是在外交、教育上,都呈现出奋发向上的振兴景象,在中国近代史上又把这一时期称为"同治中兴".但这种"中兴"只能作为一种迹象或是潜在的因素,而不能作为一种趋势或现象来概括这一时期,因为太平天国战后中国的农业基础遭受了巨大破坏,农业生产力都有所下降,在这种衰败的农业基础之下开始现代化也必定会是畸形的.只有在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真正恢复并有所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得以开展.     

笔谈六篇：法理学的反思——法理学的性质与当下中国法理学的流派

孟涛在《法学的性质：技术、科学或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学目前只是停留在技术化的第一步,离真正的技术化还有很长的路;社科法学有助于了解中国法律实施的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扩展领域和发展空间;法律本身是否合理,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特别是要进行古今中外思想上的深层次对话。鲁楠则从比较法视野进行反思,眼下的中国法学流派之争究竟在争论什么？宋旭光则试图从流派之争的背后问题出发,明晰法理学学科性质并探寻法理学研究的进路。杨天江则告诫自然法理论研究者,出于对自然法理论研究尚未迈过初级阶段的原因,不仅不应介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还应主动避免被迫的卷入。刘振宇对自然法之是否介入当下的学派之争则持另一种观点,现有流派都不足以将带有政治因子甚至于以政治话语为主的泛法律信息转化为法律话语,而自然法理论则可,从而推动形成中国法理学第三种智识。黄涛从古典法学的视角相对超然的审视流派之争,即认为需要适度地超越一种经验性的考察法律现象的方法,探寻人类应过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建构何种法律世界,以找到真正支撑规范生活的内在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