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教育:问题与对策

价值观是指主体按照客观事物对其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或重要性进行评价和选择的原则、信念和标准。以教与学为活动形式,有目的、有意识地促进个体价值观发展的实践活动就是价值观教育。当前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教育者时常戴着面具训导学习者;知性色彩浓厚、人文性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价值观教育的困窘乏力;学校价值观教育在方法与内容上有错位之弊;家庭与学校在价值观教育上未能拧成一股绳。价值观教育的对策是:转变教育者的角色——由主宰者变为"平等中的首席";倡导走向人本与体验的价值观教育;不断完善价值观教育的方法与内容;加强家校协作。     

基于EMD与DVG的非线性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针对具有非线性和不稳定性的时间序列,提出一种结合经验模态分解(EMD)、有向可见图(DVG)网络的动态预测模型。利用经验模态分解将原时间序列分解为多个固有模态函数(IMF),然后对分解后的高频和低频IMF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各自的周期;依据每个周期,从原时间序列的尾部截取长短不一的子序列,然后采用有向可见图算法转换为多个有向网络,利用随机游走在每个有向网络中寻找与时间序列最后一个节点相似的节点;最后,依据平行线法,预测时间序列的下一个数值。原油价格的时间序列是一类典型的具有非线性和不稳定性的序列,利用此模型对WTI原油每日价格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此模型不但可以有效地预测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而且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现状及抢救保护

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化迅速消失,抢救和保护它们成为党和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河南在这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但形势依然严峻,前景不容乐观。     

农业衰退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制——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及其理论分析

文章阐释了早期经济发展理论对农业的轻视,从理论上论证了粮食供给波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的全过程,并以发展中国家经验事实验证了农业的作用。结论是农业发展是工业化乃至于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农业技术变革是最终解决粮食问题,把农业变成国民经济增长源泉的惟一选择。     

我国教育投资短缺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教育投资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一大障碍。本文分析了造成教育投资短缺的原因,认为教育供给不足,需求无限以及教育投资效率低下是其主要原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对策是增加教育供给,抑制需求,提高教育投资效率。     

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探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准确把握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联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的主要途径等法治思想,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

“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与中国哲学思维的创新范式。在当代,“易和哲学”契合全面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成了反思批判现代性文明和创建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监管研究

随着国家对于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的放开,提升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质量,加强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建构了普惠性幼儿园、政府和入园幼儿家庭三方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仿真分析,解析各参与主体的动态演化过程及相关变量因素对演化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监管中,演化系统最终会实现(政府积极监管、普惠性幼儿园自律、入园幼儿家庭监督)均衡状态,多个外部变量的共同作用决定着三方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在博弈过程中,政府发挥着显著的主导作用,普惠性幼儿园和入园幼儿家庭的策略选择明显受到政府影响,入园幼儿家庭监督对普惠性幼儿园的策略选择存在明显的间接影响。之后从提升政府的监管效能、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与惩罚机制、重视入园幼儿家庭的监督等层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华文夏令营对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及思考

华文夏令营通过提供文化知识和中国阅历来影响和增强华裔新生代的中华文化认识、认知、认同,从而增强其与中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并能够在世界舆论场中对所在国受众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华文夏令营在实际运作中的确起到了增强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的作用。因此,应该正视夏令营举办中的不足,总结经验,改进创办模式,通过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手段保持与华裔新生代的长期联系,巩固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西方儿童虐待成因的发展生态模型理论研究述评

发展生态模型是西方儿童虐待成因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但国内对此缺少系统性介绍。该理论认为,儿童虐待产生自互动个体与嵌套生态系统层面间的交互影响,它主要以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并以“生态整合模型”和“生态交互模型”为代表性理论模型。该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可促使研究者突破单因素变量研究的窠臼,并转向多因素共构视角去理解儿童虐待成因;同时,也为儿童虐待治理实践提供了多因素和多层次的系统干预视角。该理论的出现丰富了儿童虐待研究者的理论想象力,可为我国家庭、学校等场域的儿童虐待和儿童保护研究和干预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