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因地震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以我国《物权法》相关条文适用为视角

根据"所有的物权变动原则上都应纳入物权法"之原则,地震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地震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有四类:地震导致物权的丧失;地震导致不动产的变更;地震导致不动产的取得;地震间接影响不动产变动.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因地震等自然灾害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存在着现行法无法适用或无法类推适用的情形,需要有专门的规则加以规范,或补充立法.     

新型毒品滥用的成因与后果

滥用新型毒品正在成为一个增长迅速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对上海730名新型毒品使用者问卷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可知:新型毒品的滥用并不是一种孤立出现的现象,它与社会控制的薄弱、吸毒同伴与环境的影响以及追求感官刺激的人格特质有着明显的联系.新型毒品使用者,无论是多种毒品还是单一毒品的使用者,都比传统毒品使用者或不吸毒者表现出更大的通过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危险性.混合多种毒品使用,则会使感染或传播艾滋病的风险迅速升级.因此,必须采取有效行动遏制新型毒品的泛滥,强化对吸毒者的行为干预以降低性传播艾滋病的风险,并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建构起一种新的模式,以应对新型毒品滥用对社会和谐发展带来的挑战.     

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界末日记》为例

20世纪初,<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上刊登了梁启超与包天笑的同名短篇小说<世界末日记>.勿庸置疑,它们都是传授先进的天文学知识的科学小说.然而,新世纪伊始,"世界末日"的登场似乎有违时代潮流之嫌.通过对英文原作、日译本、中译本、中文创作版的异同比较,从清末的"科学"与"科学小说"、"世界末日"与"世纪末思潮"、中国关于"世纪末思潮"的接受等方面进行探讨,不难发现<世界末日记>中看似矛盾的"科学"和"世界末日"、"世纪末",实际上蕴含了从旧传统向新社会蜕变的深刻意味.     

论科学不可避免的主观性

在科学中无疑存在主观性.其主观属性来自科学的人类维度、人性维度、社会维度、方法维度、认识维度.科学认识具有主观性的原因在于:首先,我们不可能把认识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严格分开;其次,感知并不是完全是由客体强加的,而是包含主体选择和建构的主动过程;再次,我们不知道或原则上无法知道事物本身(物自体),科学具有某种主观虚构的成分;最后,作为客观性根基的主体间比较并非完全可能.     

节事活动旅游公共服务第三部门供给研究

第三部门以其显著的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以及灵活性等特点,显示在节事活动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中,比政府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灵活多变等优势,成为参与节事活动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解决公众旅游公共服务需求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供给机制.第三部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节事活动旅游公共服务政府供给数量的不足和弥补旅游公共服务企业供给方面的缺陷,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不足,可以从加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培养社会公民的公益服务意识、发展民间旅游公益组织、拓宽筹资渠道等方面加强旅游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参与供给.     

“污名化”的流动人口问题

对于流动人口存在着不少"污名化"的现象,认为流动群体是问题群体,如违法犯罪率较高、计划生育超生,等等.如果分析仅停留在一些粗指标的比较上,那将掩盖问题的实质.从"人口统计事实"出发,以动态的结构视角解读统计数据,就会发现这些数据的误导性和欺骗性.对流动人口的"偏见"、"污名化"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更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程.     

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中的外国因素

孙中山不仅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而且是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设计师和热心规划者。他对外国的成功经验耳闻目睹,在设计民国经济建设蓝图时,自然考虑到外国因素的借鉴和学习。在孙中山看来,有的外国经验是可行的,有的则持保留和存疑的态度,反映出他独立思考,反对全盘照抄的可贵思想品格。尽管孙中山建设民国的设想没有能够付诸实施,但他自觉认同并重视汲取全世界一切文明的成果,追赶世界潮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世界的眼光还是需要不断坚持的。     

他者的反叛——林语堂与萨义德对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不同途径的选择

林语堂与萨义德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他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诊断却有所不同。尽管二人都看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源在本质主义,但两个人对救治方案的选择又有不同。林语堂的方案是对本质主义进行改造,重新讨论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林语堂选用了孟子的标准,就是四心。萨义德选择的方案是解构式的,批判了本质主义的民族身份观念,而倡导建立对话性的、多变的民族身份观念。他对人文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人文主义不是恪守着那个精英的标准,拒绝新事物,拒绝其他文化,而是不断与其他文化交往对话的过程,不断创新的过程。他们的设想对于我们今天解决东西方关系中的不平等和扭曲、偏见等问题仍有重要启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民族参与对话的动态过程,一个谈判、协商的过程。它接近于萨义德所说的人文主义,但在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层面上,它接近于林语堂对"人性"的追问。     

“身份化”、“艺术化”与“象法天地”——中国古代服饰的美学特征及深层原因

中国古代"国"、"家"一体,"法"、"礼"合一的社会结构特点,对服饰提出了"身份化"的要求,使服饰成为道德的象征、行为的约束、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国古代以艺术与工艺相互渗透的"泛艺术"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结构,对服饰提出了"艺术化"的要求,使中国古代服饰突出了平面化、流线美的审美特征,发展了平面剪裁的服装制作方法;中国古代重结构、重功能的"阴阳"思维模式,使服饰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影响,通过类比与自然、人事之间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象法天地"成为服饰形制、颜色选择等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上衣下裳"成为天尊地卑的宇宙秩序及君尊臣卑的象征,而天道定数、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观念都在服饰的形制、颜色上得到了体现。     

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国外学者不仅是这一活动的开拓者,也是调查规模较大者。弄清这些调查的历史过程、调查宗旨、调查区域、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以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对我们正确地解读和利用这批资料将大有裨益。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调查与中国学者的调查既有相通之处,更有其独特的视野。尽管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其学术贡献和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也增强了外国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