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同伴侵害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心理素质的中介和调节效应

以2 011名中学生为调查对象,考察青少年同伴侵害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心理素质在同伴侵害和内化及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同伴侵害和心理素质分别能正向和负向预测内化及外化问题行为;（2）心理素质在同伴侵害和内化及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心理素质可缓冲同伴侵害对外化问题行为的不良影响,部分支持了压力缓冲假设。研究结果丰富了心理素质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为后续的预防及干预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大数据时代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风险管控

基于大数据引发的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分析,深入探讨商业银行严控小微企业贷款的主要原因及其发展态势,并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小微企业风险管控模式,继而提出了商业银行管控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的路径选择。研究结果显示:依托网上电子银行建设、贷款审查机制创新、投贷联动类业务发展等新举措,商业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时能实现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借助大数据,商业银行整合小微企业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条件已经具备,信贷风险完全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研究:综述与展望

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的解释,学界主要有过失说、故意说和混合说3 种观点,司法实践中也观点不一,有同案不同判现象。这3种观点均有值得反思之处。在立法未修改之前,为避免刑法第15条第2款规定被架空,从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当下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之应然解释应采更加接近刑法正义的故意说。今后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研究应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维度展开。前者要进一步研究刑法第15条第2款“法律有规定冶的法律内涵,后者则要在比较法研究的基础上对是否处罚过失犯、过失犯是否应明文予以规定、过失犯法定刑应如何设置等3 个问题展开立法完善研究。     

从底层群体利益抗争到中产阶级权益抗争

随着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中产阶级权益抗争行为日趋增加,社会矛盾主体的迁移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难度。由此,通过分析调查资料,总结出中产阶级权益抗争具有以下特点：他们抗争的内容主要是维护自身发展权益;他们具备专业知识,抗争能力更强;他们拥有更多社会资本作为抗争资源;他们的抗争行为更加理性守法;他们的抗争策略更加重视组织动员技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社会矛盾主体迁移的治理新思路：注意维护中产阶级的发展权益;正确认识中产阶级权益抗争的性质;依法依规处理;坚持公开透明;注重沟通协商。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纪律建设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是纪律建设取得成效的前提。纪律的内容体系逐步拓展,形成“六大纪律”,使执行纪律有了明确遵循。执行纪律的方式实现了飞跃,注重惩处与保护教育相结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纪律执行主体实现了全覆盖,明确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赋予党组纪律处分权。纪律执行力得到有效提升,抓住“关键少数”和纪律文化建设。     

共产主义信仰的当代审视与构建

共产主义信仰反映了人们对共产主义所蕴含的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认可和信奉的肯定性态度,它具有科学性、崇高性、实践性的特点。共产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仍散发着浓郁的价值意蕴,就是因为它能够将自己从抽象的维度变成现实的维度,对现实此岸世界的关注契合了人的发展需要,并为党的事业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指明了方向。然而,在三观式微的当代社会中,多发的社会矛盾和西方国家极力编造的话语陷阱使得共产主义信仰危机逐渐显露,很多党员出现了信仰摇摆的现象。重塑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就需要引导他们辩证、合理地信仰共产主义,科学地整合与引导诸种思想观念,并将信仰的实践立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标杆管理方法研究

将标杆管理方法引入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基于《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导则SL/Z738—2016》确定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标杆管理指标体系和标杆目标选取原则,以长江中下游A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为例,阐述标杆管理的应用方法和步骤,由此量化A市与标杆目标之间的差距,分析存在问题并指出下一步需要关注的重点。研究表明,标杆管理方法可提高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     

产业集聚背景下制造业省内转移过程与机理

运用区域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测度江苏省2001—2015年制造业集聚的状态及其演变特征,通过产业重心、区位熵与产值分别测度制造业重心、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及其省内转移的过程,且在此基础之上分析江苏省制造业省内转移的机理。研究发现：江苏省制造业集聚状态表现为先集聚后扩散的“倒U型”特征,在集聚与扩散阶段江苏省制造业重心分别在向南与向北转移;制造业优势产地变动较大,多数产业部门的优势产地由苏南转移到了苏北,但主要产地有着较强的“黏性”;制造业产业在集聚阶段的转移强度低于扩散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先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经济转型、承接地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与政府政策是影响制造业省内转移的4个主要因素。     

中国减贫的范式演变与未来走向： 从发展主义到福利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减贫实践先后经历了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两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型”特征,遵循“发展主义”逻辑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预期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绝对贫困完全消灭。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后贫困时代”,贫困主要表征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人群的相对贫困,因老、因病、因学、因残等是主要致贫原因,行政主导下的“发展主义”减贫逻辑将会失效,“低水平保障+临时救助”的特殊主义济贫方式也无法解决致贫的根本性问题。“后贫困时代”的有效减贫必须转向“新发展主义”逻辑下的福利治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手协奏”之下,通过普遍性的福利供给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构建起弱势贫困人群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最终通过全面有效的社会保护达致贫困的根本性治理。     

新时代共享经济的规范发展路径：创新治理的新视角

共享经济对于培育经济新动能,拉动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学术界尚未对共享经济进行系统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共享经济具有发展迅速、参与主体多元、运行机制独特等显著特征,共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风险：法律不完备、税收流失、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信息不对称与负外部性。为了规范共享经济的发展,需要对其进行合规性治理、协同性治理及社会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