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再答我的两位批评者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在于,它是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即澄清并矫正以往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种种误读成分,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恩各自思想的本真性.这无疑是"重读马克思"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努力和尝试.     

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商品经济构成它的世俗基础,全球化趋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进一步促成了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它导致了绝对价值的遮蔽和消解,其历史后果主要表现为:人际交往的障碍、社会整合度的下降、人的精神焦虑、道德感的脆弱。面对文化多元时代的挑战,未来的选择应当是:恢复对永恒之物的敬畏、捍卫精神价值的至上性、重建人的价值坐标。     

人类文化的哲学诠释——评邹广文的《文化·历史·人》

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层次是对文化的思考,而文化反思的最深层面又是哲学的观照。因此,文化哲学的建构是人类自我意识不断深化和拓展的里程碑。如果说,自我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人类从动物界解放出来,那么,文化哲学的确立则是人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文化讨论由热潮到冷思,是近期国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使中国社会和文化再一次面临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通过中外古今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尖锐地表现出来。其实,中国社会自晚清以来被纳入世界历史总体格局和进程之后,就一直负载着这一矛盾与冲突,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其表现形式也各具特点而已。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被逼出来的,按照美国社会学家C·E     

人文研究:一个再思考

人文研究的困境与其说是来自外部,倒不如说是来自内部更恰当。重新反思人文研究,就不能不直面几个带有前提性的问题:一是人文研究中的"人"的自我缠绕问题;二是"人文学科"还是"人文科学";三是"知"与"信"的关系在人文研究中的纠结;四是文化承诺与跨文化通约问题;五是中国思想的西方化:幸抑或不幸?     

哲学的世纪末思考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文化变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我们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结构必将发生历史性的转型;二是“开放”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东西文化剧烈碰撞、彼此融合的社会条件下,民族的文化结构也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调整。与这一系列的转型与调整相同步,建立在文化结构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正面临着市场化与世界化的历史性挑战。毫无疑问,能否迎接和如何迎接这一挑战,对于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都将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本期“文化哲学与社会发展”栏目特约目前正在从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经济学这五大学科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就此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     

隐喻与哲学的表征方式

本文认为,隐喻作为诗歌语言的特征,相似关系构成其基本结构.隐喻符号体现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使本体论的表征无法诉诸陈述式的科学语言,而只能借助于隐喻的方式.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分野,中国语言和文化更有利于哲学的表达.哲学文本的隐喻性质,决定了对它的解读是领悟式的而非理解式的.隐喻的意义一旦由修辞学过渡到存在论,那么人也就进入"本体论地在",从而"诗意地栖居".     

当代发展观的演变及难题

当代发展观经历了发达国家发展理论、非发达国家发展理论、人和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四个阶段。当代发展现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脉胳，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视野从局部、微观趋于整体宏观。第二，以主客综合尺度作为参照系。第三，研究方法科学化、多样化。第四，对发展概念的内涵的理解更加全面。第五，发展模式由一元趋于多元。第六，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新思路。发展研究亟待解决的难题是：学科视野问题、研究方法问题、前提批判问题和某些具体理论问题。     

世界历史·亚细亚现象·中国道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看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被空间关系中介了的时间关系的历史展现。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实际地崛起,使历史逻辑的时间性展现获得了一种横向的空间性意义。人类通过普遍的交往,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再按照同一路径和模式走向最终的历史目标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亚细亚现象"。这种个案性使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既是能够的也是必要的。这就从学理层面上为东方国家按照自身的历史特质,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开辟了可能性,由此决定了"中国道路"的选择和方向。     

灾难引发的思考

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地震,是整个中华民族遭遇的一场特大灾难。自然总是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最深刻的震撼,提出最艰难的命题,——此次地震不仅夺走了数万人宝贵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承担起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灾后重建任务,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重新理解自然、审视生命、反省人生的契机。在这样的灾难和困境面前,学者当然有着一份责无旁贷的担当。而这里所刊发的几篇文字,有来自人文学者的深切思索,也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考察、分析与建议等等,正可以部分地代表知识界的思考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