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论柏拉图《政治家》中的政体思想

<政治家>是柏拉图的政体思想从理想到现实、从人治到法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政治家的人治作为理想但不可实现的政体形式而存在;另一方面,法治得到了承认,被认为是人所能及范围内最优的选择.进而,柏拉图依据法律的有无以及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对现实政体进行了分类,并排出了从优到次的价值序列.柏拉图政体思想的这一转变不仅是其自身政体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而且对整个西方政体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十一五''''时期粤港经济合作研讨会"综述

2006年6月24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在广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了“‘十一五’时期粤港经济合作研讨会”。来自香港、深圳和广州等地的专家学者约40人出席了会议。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十一五”时期广东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对香港的机遇与挑战、香港边缘化、深港进一步融合等议题,现将研讨会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十一五”时期广东经济发展趋势及为香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十一五”规划中,广东经济将实现第二次工业化,而这又将为香港带来崭新的机遇和挑战。暨南大学封小云教授指出:(1)…     

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

制度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生活态势,必然导致不断有新的犯罪进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但中国97刑法立法上犯罪的增设却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犯罪的多样化似应带来刑罚的多样化,但这种“以罪定刑”的思路并未从根源上揭示罪刑关系,故无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深层次分析犯罪的应受刑罚处罚性的本质特征内含着“以刑定罪”规律,该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无论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刑罚的具体形态都决定着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对该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必将引起对罪刑关系的重新调整——在当前国情下刑罚应该限制于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而不应扩大到罚金刑;凡以财产方式能够有效承担的法律责任,则应统统划归行政或民事责任范畴。     

西人论说与晚清版权立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西方在华人士发表了许多有关版权立法保护的论说,这些论说打破了中国传统“义利观”对士子的束缚,阐明了版权保护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指出了版权为著印书者自有之权利,政府保护版权是应尽的责任,论证了版权保护对士子经济利益保障、处境改变等的关系,从而改变了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版权的认识。西方在华人士的论说不仅促进了晚清知识界人士的观念变革,也影响了一些政府官员对版权立法的态度,从而为晚清著作权法的颁布奠定了社会基础。     

中国国民性真的存在吗

国民性及国民性改造一度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本文结合国民性的概念,运用哲学、社会学理论,从中国国民性提出的时效性和功利性、阐释的片面性和精英性、研究的狭隘性和僵化性几方面证明:中国国民性存在与否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比较优势与农业产业结构提升

资源禀赋决定一国应按比较优势进口相应稀缺的资源,出口相应丰富的资源,从而利于一国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实现社会福利的增加。中国农业改革进行到今天,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就使中国农业面临一条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道路：按照比较优势利用国际贸易,实现本国资源配置的有效转换,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     

积极发展我国石油期货市场之我见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石油消费国,我国石油进口逐年上升,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给我国经济带来重大的影响。要有效规避油价风险,必须充分认识石油期货的功能,洞悉国际国内石油期货市场概况,从实际出发,稳健发展石油期货市场。     

低渗储层应力敏感评价方法探讨

应力敏感评价是储层保护以及油气井产能评价的重要依据,尤其对低渗储层更显意义重大。目前国内对油气储层的应力敏感评价方法及标准尚存在争议,通过对国内外曾提出的应力敏感评价     

论1972年韩国“维新政变”

1972年10月17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宣布戒严法,解散重组韩国国会。12月23日,朴正熙在新的总统选举中再次当选,并在四天后通过新宪法,史称＂维新政变＂。本文依据相关的一手文献,集中分析了朴正熙发动维新政变的原因,并着重阐述美国对这场政变的反应。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政变的有关影响。     

医与士之间:明末清初上海李延昰的边缘人生

上海人李延昰的身份比较复杂,受文坛推重的诗人、擅长抚琴的琴人、社团中的翘楚、城市山林里的隐士、行医者等等,这些身份从不同领域说明其社会角色和获得名声的途径。实际上他生前并不显赫,在提及时,均托他人之名,徐孚远的高足、名医李中梓的侄子。而他本人则在临终时以一瓢一笠一琴一砚生平玩好分给友人,并将所藏书两千卷赠给著名学者朱彝尊,借此完成士者身份的回归。经历明清易代的士人,在复明无望之后,无法通过直接参与新政权实现社会理想,不得已以医谋生,但又不甘心以此作为人生的归宿。士人运用一系列文化符号象征,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寄托于超越个体生命的传统文化表征中,以作为人们回顾这段改朝换代的历史记忆。这种无论是出于本人自身的选择,还是叙述者有意造成的模糊,实际上反映出易代时士人的一种困惑,以及泛边缘化的心态,同时又想回归主流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