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路向与政策研究

1999年澳门回归以来,特别是2002年开放博彩经营权以来,澳门博彩业在取得超常规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业独大"趋势,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单一性特征,给澳门经济、社会、政治带来潜在风险。本文从澳门的比较优势出发,研究了澳门在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定位,进而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发展路向研究,认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路径,必须从三个方向展开,包括推动主导产业博彩产业的垂直多元化,围绕"中葡商贸服务平台"建设所展开的现代服务业的培育,以及以横琴开发为契机的区域合作。文章并提出实施经济适度多元化的相应政策措施。     

比较优势与农业产业结构提升

资源禀赋决定一国应按比较优势进口相应稀缺的资源,出口相应丰富的资源,从而利于一国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实现社会福利的增加。中国农业改革进行到今天,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就使中国农业面临一条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道路：按照比较优势利用国际贸易,实现本国资源配置的有效转换,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地区宗教管理

现代化对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中国农村地区宗教信仰的复兴之源。面对勃起的宗教团体,现有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存在极大的弊端。对此,唯有转变传统观念,正确认识宗教价值,创新宗教管理模式,方能兴利除弊,防患于未然,以利于农村地区社会和谐发展。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协同初论

协同指的是相关事务聚集在一起并基于共同目标所发挥的作用.从协同学原理看,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协同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并具有自身特点.基于协同学原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协同需要其整合内外部资源,运用协同管理思想,在企业研发、生产、制造、采购、产品经营、市场营销等活动以及企业不同部门及外部之间建立协同合作关系,为实现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共同目标而努力.     

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自律和他律

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自律和他律冯平（一）自律原指不受外界的约束，不为情感所支配，根据自己的“良心”，为追求道德本身的目的而制定的伦理原则。根据这个定义，自律就包括这样的含义：第一，“为自己立法”，自律一词的字面意思是“自我立法”，引申下去，亦即“人不外是...     

中国国民性真的存在吗

国民性及国民性改造一度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本文结合国民性的概念,运用哲学、社会学理论,从中国国民性提出的时效性和功利性、阐释的片面性和精英性、研究的狭隘性和僵化性几方面证明:中国国民性存在与否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西人论说与晚清版权立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西方在华人士发表了许多有关版权立法保护的论说,这些论说打破了中国传统“义利观”对士子的束缚,阐明了版权保护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指出了版权为著印书者自有之权利,政府保护版权是应尽的责任,论证了版权保护对士子经济利益保障、处境改变等的关系,从而改变了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版权的认识。西方在华人士的论说不仅促进了晚清知识界人士的观念变革,也影响了一些政府官员对版权立法的态度,从而为晚清著作权法的颁布奠定了社会基础。     

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论柏拉图《政治家》中的政体思想

<政治家>是柏拉图的政体思想从理想到现实、从人治到法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政治家的人治作为理想但不可实现的政体形式而存在;另一方面,法治得到了承认,被认为是人所能及范围内最优的选择.进而,柏拉图依据法律的有无以及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对现实政体进行了分类,并排出了从优到次的价值序列.柏拉图政体思想的这一转变不仅是其自身政体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而且对整个西方政体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十一五''''时期粤港经济合作研讨会"综述

2006年6月24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在广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了“‘十一五’时期粤港经济合作研讨会”。来自香港、深圳和广州等地的专家学者约40人出席了会议。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十一五”时期广东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对香港的机遇与挑战、香港边缘化、深港进一步融合等议题,现将研讨会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十一五”时期广东经济发展趋势及为香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十一五”规划中,广东经济将实现第二次工业化,而这又将为香港带来崭新的机遇和挑战。暨南大学封小云教授指出:(1)…     

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

制度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生活态势,必然导致不断有新的犯罪进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但中国97刑法立法上犯罪的增设却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犯罪的多样化似应带来刑罚的多样化,但这种“以罪定刑”的思路并未从根源上揭示罪刑关系,故无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深层次分析犯罪的应受刑罚处罚性的本质特征内含着“以刑定罪”规律,该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无论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刑罚的具体形态都决定着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对该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必将引起对罪刑关系的重新调整——在当前国情下刑罚应该限制于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而不应扩大到罚金刑;凡以财产方式能够有效承担的法律责任,则应统统划归行政或民事责任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