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蒙古人的普遍精神

13世纪是蒙古人强盛的时代,追究其理性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蒙古人普遍具备和弘扬了全族拥有的英雄精神、爱家爱族的全民意识、世代传承的民族品格和汗王将帅的自由开拓等精神.这些精神优化和促进了民族个体的能力、情感和创造性；而成吉思汗的世界精神和不容置疑的法治精神,前所未有地增强了民族整体的凝聚力和生机活力,使得全社会高度走向有序和不断开拓创新.这些精神因素有机融合而构成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结构,它引领和促进了13世纪蒙古人的壮大和强盛.     

全球场景下的"族群"对话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变,先是列强的殖民性扩张,后是大国的数字化霸权、炮舰加"文明",几乎没有给"小国寡民"和"传统社会"留下什么生存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族群"概念在"民族"概念之后进入了许多非英美世界,其能指和所指并不完全符合当地社会的习惯,而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对话,让这两个原本富于变化的概念更加复杂.可以说,在不发达社会情愿、不情愿地投入全球大对话的今天,"族群"仍在塑造自己的本土形象.     

萨满服饰的象征意义

西伯利亚萨满服饰根据S·沙什科夫近一个世纪前的研究,每一位西伯利亚萨满都必须有:1.上面悬挂着圆铁盘和神话动物形象的卡夫坦式长袍;2.一副面具(在塔迪贝-萨莫耶德人那里是一块手帕,萨满用它蒙上眼睛,这样可以借助自己的灵光进入神灵世界);3.一副铁制的或铜制的胸饰;4.一顶帽子,作者认为它是萨满的主要特征之一。在雅库特人的长袍的背部中央,有代表“太阳”的圆盘,其中有一个穿     

“民族”百年回眸

本文对１００年前“民族”一词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和孙中山 的“五族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确认 ５６个民族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近 ５０年来关 于“民族”概念及译名的讨论等进行了回顾。作者认为,“民族”概念的引入使中国人对自己的人们共 同体产生新的见解,并作出新的分类。中国 ５６个民族的划分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是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合理选择。１００年来“民族”译名之争,既有学术意义,又有政治意义。     

辽西地区夏至战国时期骨镞研究

骨器在夏至战国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骨镞作为主要武器被广泛使用,成为社会冲突出现的标志之一。在辽西地区骨镞出土数量众多,主要集中发现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井沟子遗存。不同时期骨镞形态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变化趋势,演变过程以高质量的实用目的为前提,镞身由注重杀伤力转变为追求穿透力,铤部形态在夏家店上层文化趋于统一,扁形铤有利于提高箭镞的稳定性,远射力随着长铤的出现不断增强;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骨器生产地点,已经具备完整制作骨镞的能力,掌握一定的成型技术。夏家店上层文化随着金属工具的应用推动骨镞生产规模化和功能专业化,骨镞成型技术已成熟,骨镞地位演变过程与青铜器的使用范围有关。     

中国公众统计素养现状

统计素养内涵的界定 目前国内外关于统计素养内涵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Wall man(1993)认为统计素养是一种能了解且能批判性地评断遍布在日常生活中各种统计结果的能力.Lajoje,Jacobs & Lavigne(1995)提出统计素养是有能力解读出现在报章、杂志、电视、广告和与工作相关的任何统计论点.     

直觉与逻辑在主体中的原始统一性和能动创造性

直觉活动与逻辑活动在创造性思维活动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统一性源自主体本原的辩证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是原发过程与继发过程的辩证统一,包括三种主要类型:无意识的感受性创造、有意识的知性创造、高自觉的理性创造。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炮制的(下)

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幕了。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在专门阐述国内形势的第二部分,赫鲁晓夫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中央委员会,——他说道,——坚决反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相违背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将这样或者那样的活动家变成了神奇的英雄,同时贬低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个人崇拜的推行,贬低了党的集体领导的作用,并有     

资产阶级史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有偏见地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问题,首先是具有社会政治性质和哲学社会学性质的问题。属于这类问题的有:关于战争的起因和祸首、关于反希特勒联盟各国对消灭法西斯韵贡献、关于战败的原因和胜利的根源、关于人民群众和统帅在战争中的作用等问题。他们在一些带有总结性的著作中伪造历史真相的趋势比较明显。在研究战争的个别问题时,他们通常对事实的阐述都比较详细准确。但是,在这种细节准确的背后往往也掩盖着倾向性。     

藏语方言学研究与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

本文介绍藏语方言学研究中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对所谓的藏语“康方言”进行分析,探讨其具体语言现象,并提出在以往藏语研究中常见的“康方言”并不成立,应将其理解为“语言复合体”之见解.由于方言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还需要考虑地理关系及历史关系,其研究不同于普通的方言研究.本文主要讨论有关“康方言”的三个问题,通过实际问题的讨论了解到,方言学研究中绘制语言地图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过程,通过地图能了解到各个方言群的分布地域,并加上地理、历史等人文信息探讨方言的形成,才能得到可信的方言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