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兼与盖生先生商榷

作为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本质主义在我们的大学文艺学学科中客观存在着;我们反对本质主义,并不是要取消本质,而是期望能重新唤起我们文艺学的活力.而我们提出文艺学的越界,倡导文化研究,并不是要否定,更不是要取消我们传统的文艺学,而是希望在现实发展的基础,拓宽我们的文艺学研究视野,这与我们反本质主义的理路是一致的.     

论教育改革的法治化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改革的正常开展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教育改革应走向法治化。教育改革的法治化是指用法律制度规约教育改革行为,减少甚至避免各种非理性、随意化现象的发生,使教育改革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教育改革的法治化有助于教育改革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增强其合法性、合理性与可预期性。教育改革的法治化应从教育决策的法治化、政策实施的法治化以及改革评价的法治化这三个方面入手,并通过提升教育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形成处理教育改革问题的法治思维及方式、增强社会大众的教育法治观念和提高教育改革参与者的法律道德修养等得到保障。     

论国家对双重国籍人实施外交保护的法律资格

主权国家如何对于具有双重国籍的自然人实施外交保护一直是困扰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难点之一。当两个国家同时对双重国籍人实施外交保护时,应当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双重国籍人的一个国籍国针对另一个国籍国侵害该人的不法行为实施外交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然人与两个国籍国拥有明显不同程度的联系,那么国际法应当采用主要国籍原则来判断这两个国籍国中哪个国家拥有针对另一个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法律资格;如果自然人与两个国籍国之间拥有几乎相同程度的联系时,那么国际法应当采取无责任原则,即不允许这两个国籍国之间相互实施外交保护。不过,上述两个法律原则都存在例外情况。第二种情况,双重国籍人的两个国籍国同时针对其他非国籍国的不法行为实施外交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适用主要国籍原则,也不能适用所谓"有效和实质联系原则"。由于国际法一般没有理由不允许两个国籍国共同行使赋予它们的权利,所以任何国籍国都有权针对非国籍国实施外交保护。     

对我国管理层收购融资结构的探讨

本文从国外MBO融资结构,然后从融资来源的三个方面,即银行融资、MBO基金和自有资本入手,对我国MBO的融资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借鉴国外MBO融资经验,结合我国管理层收购融资的各种实际状况,提出了我国MBO融资结构进一步优化之策略。     

考虑内生网络外部性的软件产品推荐奖励策略

基于博弈论模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同时优化软件产品价格、产品网络外部性强度和推荐奖励额度,研究企业应如何设计产品端的“病毒化设计”策略和市场端的推荐奖励策略,并探究这两种策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上述两种策略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市场端最优的奖励分配由产品和市场两端的特性共同决定,既可能是奖励推荐人,也有可能是奖励被推荐人;在奖励推荐人且奖金额度不为零时,“病毒化设计”策略和推荐奖励策略相对独立;而当奖励被推荐人时,二者存在替代关系。     

谈降低建筑工程成本的途径

剖析降低建筑工程项目成本的重要性,提高思想认识;根据建筑产品的主要特点,探讨从材料费、人工费、机械作业费、施工方案、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使用、新建材的使用等六个主要途径,降低建筑工程成本。     

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的由来、内涵与启示

毛泽东极其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是我党调查研究方法论的开创者和践行者。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于延安时期，成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内涵之深、分析方法之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需要我们及时总结归纳蕴含其中的启示性元素。在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走群众路线，坚决反对调查研究中的各种错误倾向；必须以问题为导向，采用正确的方法，创新调查研究理论，将更多的先进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西祠胡同的亚文化研究

作为“华人社区第一户”,西祠胡同创造了独特的“游戏规则”,并由此形成风格鲜明的“亚文化圈”。其典型的市民色彩,被认为是对精英话语的一种补充,但同时显现出的某些庸俗化倾向,也对它倡导的民生意义有所消觧。在一定程度上,西祠代表了社区网站的发展进程,它惟有找准自己的内容定位和发展模式,才能既彰显时代精神又固守人文追求。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