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俗与道教论析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俗丰富多彩,其部分民间习俗的形成受道教影响较深.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西南少数民族的民俗活动,西南少数民族的民俗盛会,都反映出道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传播的影响.论文从宗教学、民族学的学术视野,考察分析西南少数民族民俗与道教的关系,认为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的道教色彩,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文化涵化的结果.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     

西方诠释学的源流与精神特质——洪汉鼎先生访谈(上)

黄小洲:关于Hermeneutik的词源学问题,您在《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发展》一书中说,这个词源于赫尔墨斯(Hermes)这个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的任务是向人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因而Hermeneutik就包含理解、解释和翻译的意思,它是一种语言转换工作,化陌生为熟悉.到目前为止,您还在坚持这个观点吗.     

国际安全新秩序的构建——新安全观的实践

建立国际新秩序是我国领导人提出的国际战略大思路,是对冷战后国际事务的战略大谋划,是对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大设计.新安全观是指导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处置安全问题的一种思维意识和行为准则,为使这种思维意识和行为准则转化成具体实践,需要有一整套运作机制,而国际安全新秩序就是将新安全观落到实处、统筹各种运作机制的必需载体.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以新安全观为主导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的进程已经启动,并正将国际安全秩序引入健康、稳定的新轨道.     

国家能力、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波动 ——来自178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产品所需要的不可交易的投入品集合,国家能力的增加不但有利于经济产出的增长,而且能够增强经济体系中供给和需求的稳定性,进而有利于降低经济产出的波动性;出口复杂度的高低可以反映一国能力的多少,因而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可以降低供给波动、需求波动和产出波动.对1998—2017年178个样本国家的分析发现:出口复杂度的提高...     

技工院校学生自主管理的心理问题分析

提高技工院校学生自主管理水平是实现技工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和内容.因此,研究学生自主管理的心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技工院校学生自主管理的实际和学生的特点探讨技工院校学生自主管理的心理问题.同时,提出解决自主管理心理问题的策略,以提升学生自主管理水平.     

放大江苏沿海发展规划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效应

江苏沿海发展规划进入国家发展战略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是江苏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制度创新上的重大突破;作为国家战略,沿海发展的战略举措要突破区域限制;沿海地区必须走非常规的路径,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进行制度创新.     

高等艺术院校大学生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理路研究

体验式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方法已经广泛运用于各类教学活动中。高等艺术院校由于大学生专业性质及自身素质的特殊性，要求在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理论教育与体验式教育相统一，突出体验；理性与感性相统一，以情感为主；规范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突出主体性的基本原则。应尊重高等艺术院校大学生的主体性和教育的情感性、实践性、开放性，赋予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以人性美、感性美、内涵美。寓教于“演”、寓教于“行”、寓教于“乐”，采用“情景体验法”、“社会实践体验法”、“交流参与体验法”推行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     

勇敢的心

我要逃走 崔茜18岁时，主人罗恩醉酒后强暴了她，把她赏给蒙特拿为妻。蒙特拿是罗恩最忠实的奴隶，也．是整个农庄里葡萄修剪技术最好的人，但崔茜并不喜欢他。     

论刑事证据的新定义——以逻辑学为视角

法学是一门极富魅力的学科,这种魅力在于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的表述是严谨的逻辑与生动的语词的完美结合体。然而,这种结合体的特性也势必会提高人们对于法律理解的难度,关于证据的定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殚精竭虑,提出种种不同的观点,但迄今为止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2年3月14日,睽达16年的《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国家之大法终于迎来了自1979年创设起的第二次大修改,这在中国的司法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非常全面,其有关证据的法规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第48条对刑事证据的定义问题,作出了新的阐述,借此契机,笔者运用逻辑理论工具,分析与论证刑事证据新定义逻辑上的正确性,并对新定义背景下的证据属性问题进行辨析,以期对证据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