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思考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它在许多国家刑事诉讼实践中得到了贯彻。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一些规定也体现了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但由于立法上、司法实践上存在贯彻执行这一原则的障碍,使得这一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成了一种摆设。因而,在我国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必须建立证人等出庭的制度,限制书面言词证据的使用,进一步加强庭审方式的改革,强化庭审的功能。从剖析我国贯彻这一原则的障碍入手,提出了在我国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设想。     

三重压力下央行预期引导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央行沟通作为预期引导的工具之一,其重要性日益彰显。利用文本挖掘对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提取与LDA建模,构建央行沟通与企业预期等指数,实证检验央行沟通对企业投资的预期引导效应。研究发现,央行预期引导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水平,其中企业预期是央行预期引导增加企业投资的重要渠道。当中央银行信息披露与实际行动相互配合时,能够进一步提升预期引导效力。此外,央行预期引导也会受到企业性质与微观特征的影响。因此,提升央行预期引导效力需要央行信息披露与实际行动相互协作,同时也要注意企业的性质与微观特征,积极引导企业预期,以此推动实体经济增长。     

论知识分子的主体形态分化

一、社会利益主体的形态分化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什么叫知识分子?本文简单地把知识分子界定为“一定社会中具有超过一般水平的知识才华和技能,以此为谋生手段,并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示范作用和利益导向功能的那一部分人”。这里有个方法论问题。迄今为止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大多把知识分子当成一个阶层、一个社会集团、一个利益群体,具有整体的利益独立性。这种方法在一定范围内考察判断知识分子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换个观念     

明清通俗小说阅读观念考察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读者与市场因素在通俗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这一时期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读者有着密切关系,学术界对此很少论及.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从读者视角出发,结合明清通俗小说序跋、识语、凡例、评点以及小说内容等,搜集第一手文献材料,阐述读者对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理解与作用,重点探讨读者对通俗小说补史说、劝戒说、娱乐说等创作观念的认同与影响.     

现代文学的“学问”推原与问题反思

与古典文学相比,现代文学学问不以知识淹博与历史层累复杂见长。其学问构成主要源自现代社会变革中文学体系自身易变、现代人生与生命之变以及现代文明理性之变三个层次。晚清民初以来,中国人的学问观、文学观都处在调整之中,现代文学的学问建构因此存在古典传统与现代文学的断裂、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剥离等问题。现代文学学问的开展,须拆除有形（学科）与无形（观念、习惯）之“墙”,以“不自生”的万物疏通与联通中国文学的上游以及文学外围的知识、思想、学问体系之间的联系,方有源源不绝的生机。     

货币政策:科学还是艺术——兼论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货币政策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已经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科学原则作指导.但货币政策的实时决策又是极其复杂的,需要中央银行家的审时度势和敏锐判断,也即货币政策的艺术性.文章详细分析了货币政策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具体表现,认为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在实践中是难以分割和同等重要的,好的货币政策总是需要好的政策实施者,需要将科学性原则与中央银行家们的决策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动荡不定,国内经济运行态势复杂多变,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适时适度把握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是我国货币政策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论《多边投资协定》的外资待遇制度对国际投资法和我国外资法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化进程的加剧 ,国际投资成为驱动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际投资的速猛发展 ,客观上促使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专门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多边条约的需求越来越显得迫切。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简称ＯＥＣＤ)着手起草并组织谈判的《多边投资协定》(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以下简称ＭＡＩ)可谓应运而生 ,尽管该约由于种种复杂因素至今尚未生效 ,但从某种意义来看 ,其体现了国际投资制度的发展趋向 ,尤其是对国际投资的待遇制度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对…     

近代天津城市兴起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经济关系为例(1860～1937)

在近代天津城市史及华北区域史研究中,天津城市与周边地区集市(镇)关系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作者以城乡经济关系为视角,通过对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间商品交流、工农业分工及人口迁移等初步考察,揭示了大城市兴起对区域市场整合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性质、效力分析及立法建议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是我国内地省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签署的首份综合性合作协议,是对《规划纲要》的具体落实和将CEPA协议推向纵深的有力之举。但从法理上分析,作为《框架协议》订立基础的《规划纲要》和CEPA协议目前在国内法上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均不甚明确,使得《框架协议》自身的法律性质与效力的确定受到影响。为促进该协议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必要完善相关立法,明确CEPA协议及《框架协议》相应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