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下)

中国现代民族学研究历史不长,未过百年,然而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成果层出叠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民族访问、民族调查、民族识别、民族研究等方面更是硕果累累,有目共睹.我自1943年即开始了少数民族田野调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亲身参与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和全国人大民委主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本文就解放前后我亲身经历的民族调查以及对民族史研究近40年的一些认识思考进行了回顾.     

焦裕禄:借钱探家

1964年2月,焦裕禄生前最后一次探家。他身无分文,便找县长程世平借了点钱。程世平看到他直打哆嗦,一摸,发现大冬天他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连件衬衣也没有。于是硬拉着他上街,买布给他做了一套内衣。从老家回来,焦裕禄还了程世平一部分钱,说“剩下的争取3个月内还完”。然而,两个月     

关于构建企业ERP统计数据库的设想

面对信息时代各种各样的先进的技术的冲击,企业统计如何适应网络化、集成化、数字化这一形式的转变,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技术,促进企业统计上报方式改革,更加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掌握企业经营的发展态势,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提供新的数据源,已经成为当前企业统计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混乱与次序,分离与融合——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丧钟为谁而鸣》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让人类社会混乱状态与自然世界和谐环境形成鲜明对照,来暗示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脱离和人类事态中次序的重要,从而否定人类文明所导致的混乱次序;试图用永恒和谐的自然次序来医治人类世界的贪欲、分裂、统治和混乱,用女性天性中的关爱、同情和联系来遏制男性意志的恶性膨胀和支配控制欲望;打破文明与自然的分离习性,否定理性主义的自我概念和工具主义的存在模式,使文化/自然、男人/女人、理智/情感等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得到调和与融通.     

戏说教室位置

我敢保证,在我之前没有人“研究”过教室里座位的问题,我绝对是第一个。先说说前排的座位。第一排,在老师的眼皮下,你能够自在得起来吗?小声嘀咕、小动作,无遮无拦可以“一饱眼福”,前排男生几乎成绩都不好。每当老师检查是否专心时,老师总会在第一排找出几个,后面却找不到一位“淘气包”,因为这些淘气包知道,老师找到前面“毫无防戒”的第一排,找到一位总会敲桌子,另几位肯定就有所“戒备”了,后面的同学都很感激这种“为别人而牺牲自己”和“造福后人”的精神!所以说坐第一排感觉很糟糕。中间是一块“风水宝地”。这里聚集了很多消息灵通…     

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模式及发展趋势研究——对中信集团财务报表的分析与思考

分析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历程,比较中国目前三种主要的金融控股模式.分析中信集团的财务状况,结合金融控股集团的主要评价指标分析中国金融控股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必须降低交易成本和创新金融工具.     

从“全球读经论”看中国教育存在的两大误区

台中师范大学的王财贵教授鼓吹全世界华人都来诵读古代孔子、佛教、道教等经书,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通过对这种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教育存在两大明显的误区——信仰教育上的空洞和文凭掺水现象愈演愈烈。     

数字视听新媒体:从概念到商用

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手机电视、网络电视、IPTV、车载移动电视为代表的数字视听新兴媒体发展迅速。由于其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独特功能,它收视更方便,产品更多样,互动更自由,能随时随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受众愿望,市场前景诱人。但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新媒体的推广与商用还需要跨越政策的鸿沟,需要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各种不利于发展的政策壁垒,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形成公平、开放、统一、有序的新型媒体竞争秩序。     

《民国思想史》书评

此书以思想思潮的演进嬗变为纵线，分章论述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三十年代思想界的争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儒家各个思潮的发展状况；从横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等各种主要类型的思潮争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总结了民国思想史三个个特点：多种思想文化并存；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并构成民国思想史的一大特点。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加快推进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基于国内外案例的分析与思考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国家各种改革开放措施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新举措的试验场,是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的以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全方位改革试点为特征,以科学、和谐、持续、快速发展为表象,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试验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被认为是国家给予天津滨海新区最大的特殊政策,也是国家对滨海新区给予的巨大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