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对经济增长贡献及成果分享的定量测量

摘　　要:农民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大、成果分享小,这是社会上比较一致的看法。但贡献究竟有多大,成果的分享究竟有多小。不同的方法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本文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基础上,创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引进了一个变量。作为索洛余值的分解。内生化新古典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因素,通过此模型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对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统计定量测量。得到了比较客观的结论。     

我国农村扶贫战略实施的治理问题

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在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的战略,相应依托的扶贫治理手段也各有不同.第一个阶段,扶贫治理的手段是解除和放松各种管制,创造农村人口获取财富的空间.农村扶贫工作进入第二个阶段以后,行政治理开始发挥作用.进入第三个阶段以来,由于农村贫困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采用的扶贫治理手段更趋复杂.基于市场的发展型治理和基于权利的保护型治理是我国农村扶贫治理的主要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笔谈）

农业农村现代化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成色。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四部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有专节论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如何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高质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此,本刊以笔谈形式,以“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组约了一批长期奋战在乡村振兴建设一线的学者的最新成果,力图把他们对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和新观点展示出来。李小云教授团队在云南的系列实践以乡村产业为切入口、紧紧抓住对乡村建设过程中功能的再认识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农民收入提升这一关键问题。刘祖云教授着眼于乡村生态振兴与生态乡村建设的议题,从生态乡村建设的理论来源出发,探讨生态乡村建设这一学术命题如何从理论领域走向实践领域。张琦教授提出,乡村的全面振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及安全保障、制度改革保障、广阔市场发展空间和人才智力支撑,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问题矛盾的关键。     

少数民族现代化与赫哲族农户生计转型：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对一个赫哲族社区农户生计方式变迁的田野调查发现,由于逐步卷入近代以来特别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现代化浪潮,延续了千百年的赫哲族传统渔猎经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生计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与此同时,随着融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为这一古老民族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扶持项目,赫哲族农户开启以现代种植业为主的生计转型。     

走出去的中国资本: 文化遭遇与融合 ———针对一家中资企业在坦桑尼亚的田野观察

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走出国门,世界开始转入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出去的中国资本与东道主的“外围国家”产生文化遭遇与互动,进而突显出新型的海外资本扩张模式,并重塑着全球商业制度和资本主义体系.文章基于对一家中资农业企业在坦桑尼亚的田野观察,从制度结构、动态关系及工作价值观等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作为混合文化载体的中方人员与当地员工产生文化会通融合的机制.最后还对话国际学术研究文献,超越“本土”与“西方”二元视野,就全球资本扩张中的文化会通融合以及中国海外资本扩张中的文化自觉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2003 年中国农村若干重大问题的回顾

文章对2003年的农村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内容涉及农民收入、农村政策及其影响、农村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农民失地、农民工、城乡壁垒、农产品市场与价格等8个方面,并对2004年的农村情况进行了展望。作者认为2003年的农村情况表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     

精准扶贫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

继续推进新时代的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的必要实践;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既是新时代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构成了新时代社会革命的载体.在精准扶贫实践中,通过干群关系革命、区域与群体发展差距革命、贫困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化革命,以及去纯粹经济理性的发展行动革命,贫困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更是深入贯彻了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原则,为新时代的社会革命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城乡人才要素流动：对接现代性的浪漫想象——“乡村CEO”的理论分析与现实困境

现有文献多关注以城市建设为主导的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少有关于以推动乡村建设为主线的城乡人才要素对接的探讨。伴随着稳定推进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乡村的稀缺性正在凸显,乡村作为新的经济空间也得以建立,需要相匹配的人才作为支撑。来自团队在云南多个乡村实验的案例以及杭州余杭区的实践显示,“乡村CEO”是政府主动构建乡村价值重塑与乡村发展的新路径之一,是政府主导下的“逆城市化”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城市发掘乡村的稀缺性。尽管“乡村CEO”能够把城市动能带入乡村,带动各类要素流向乡村,但城乡人才要素流动本质上仍取决于乡村与城市对接现代性成功与否。乡村和城市仍需面对和克服自身的社会生态、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