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的匈牙利族

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有6个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黑山族和穆斯林族),此外,还居住着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当中,人数最多的是阿尔巴尼亚人,共有1,731,252人;其次是匈牙利人,人数为426,865人。在上述6个得到承认的主体民族中,有5个拥有自己的享有相当大主权的共和国,剩下的穆斯林族则通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发挥自己的作用。最大的两个少数民族——阿尔巴尼亚人和匈牙利人,集中分布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自治省——科索沃和伏伊伏     

莫衷一是话可卿──兼析宝玉之“幽梦”

莫衷一是话可卿──兼析宝玉之“幽梦”万祥安文学名著《红楼梦》既是女性的悲剧，又是女性的颂歌，更是一幅五彩缤纷的美人图，为我们塑造了众多耐人寻味的美人形象。她们住在大观园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女儿国。这个小小的女儿国，在短暂的几年中，充满了“花拍绣带，...     

文艺批评与新时期文艺的发展

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大地上兴起了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文艺批评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战线,发挥了排击旧事物、催促新事物产生的功能,大呼猛进。它的锋芒,直指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直指以宣扬“文艺黑线专政”论为中心的《纪要》、直指现代迷信和思想僵化。另方面,在理论上恢复和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为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     

智利塔拉帕卡高原的艾马拉人

艾马拉人的伊斯卢加和卡里基马聚居地位于离伊基克287公里的塔拉帕卡高原。这里属高寒草原气候,雨量稀少,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阳光辐射强。一年可分为暖季(有雨,12～3月)和干冷季。5～8月间气温可低达零下20℃。恶劣的气候,加上海拔高度(3000～4500米),所有这些     

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e)的野外行为生态学的初步研究

本文主要介绍金丝猴集群的主要特征,在川西北地区,其社群大小变化较大,少则30～40只,多至150～200只,其社群是以众多的类似于“小家庭”为基本单元所组成,而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群体结构形式是直接或间接的与生育繁殖(血缘关系)有关。树栖且活动敏捷,白天觅食活动,晚上静止休息,且对幼仔具有强有效的保护性。     

战争是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说,用理性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大炮会使人变得如醉如痴,而使另一部分人对其深恶痛绝?历史上许多人把战争当作唤起英雄主义感情的源泉。战争是历史的动力,是社会的清洁剂。战争就象海啸冲垮大堤,使人们平日在平庸的生活中积累的愤怒喷薄而出,     

毛泽东与杨树达

杨树达先生生于1885年,湖南长沙人,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生平著述甚富,除《词诠》、《汉书管窥》等著作外,还翻译过莫泊桑的小说。 早在1920年,杨树达与毛泽东都曾在长沙任过教,那时便已相识。毛泽东并曾慕名听过他的课。1949年,杨树达曾劝陈明仁接受共产党领导,促进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树达也与其他许多湘籍老知识分子一样,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崇敬心理。如他在1950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到:“阅报载毛泽东《认识论》(编者按:系《实践论》之误),说详审致密。余谓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三君不唯有政治才,亦富于学识。我国古来君师合一之象,今日见之矣。” 当时有些教授知道毛泽东爱好文史,常有写信与他就某些学术思想或观点方法进行一些商榷的。1952年,杨树达因杨荣国事写信给毛泽东。后来,唐麟告诉他,今天的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杨树达一听,自悔孟浪,于是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前一封信中的有些不当之处,作了     

创造的生理心理机制及社会最优化

人们常说:“劳动创造世界”。马克思也曾十分精辟地指出:“正如社会自身把人作为人创造出来,人也创造着社会。”这意味着创造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和自然的征服者发挥功能的同时,又作为人类个性的塑造者而发挥功能。这些功能的矛盾运动,正体现着创造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造就了人类社会的 断进步。     

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及其理论

从教育的社会学到教育社会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抛弃了那种认为人类事务皆由命运安排的流行信念,坚信智慧可以指引社会为达到崇高的目标而前进。在这些倡仪者中,有沃德(LesterWard)和斯莫尔(Albion Small)这样的社会学先驱者,也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这样著名的教育家。     

蒙古入侵对伊朗历史进程的影响

在波斯悠久的历史中,她曾多次遭受外族入侵,而其中有三次对其文化和文明产生了突出影响。这三次入侵是:亚力山大大帝的的入侵、阿拉伯人的入侵和蒙古人的入侵。在中亚人民看来,蒙古人入侵所带来的破坏性最大。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入侵本不应当对伊朗社会及其文化产生什么真正的影响,因为任何基于武力、物质利益以及暂时成功的人类行动,都将是表面的和维持不久的。只有当人类的行动建立在哲学信仰之上的时候,这种行动的总影响才能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