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富农政策

富农问题一直以来是党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上,党走过了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土地革命时期是党开始集中探索富农问题的初始时期,这一时期党的富农政策经历了中立——反对——联合三个阶段。党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以后富农政策的制订提供了重要参照。     

《历史的观念》要义新诠——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二题

本文立足当代学术环境 ,重评柯林伍德历史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文中认为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一个富有原创性的重要命题 ,它反驳了实证学派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偏失 ,揭示了文明史独具的人文特质 ,并以其“深刻的片面”启迪我们反思国内史学长期存在的某些客观主义倾向的流弊。柯氏的“重演论”集西方史学直觉主义体验论之大成 ,并作更详尽精微的阐发 ,是对史家普遍思维模式和学术实践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并开启现代诠释学理论先河 ,其方法论意义不可低估。但他将此视为惟一方法论原则 ,无疑是不足为训的     

大运河名称溯源与中国大运河国际话语体系

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大运河”之名源于1958年淮阴生产的“大运河”牌香烟。这是没有根据的,大运河名称由来已久,多指元代以来形成的京杭大运河。最早称呼“大运河”的是欧美人,几百年来西方人用伟大、雄伟壮丽称呼长城和大运河。我国多称“运河”,晚清民国也开始称呼“大运河”,同时继续称“运河”,也偶尔称“中国大运河”。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中国大运河”作为遗产名称写入申遗文本,赋予其新的含义。万里长城或长城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名称,西方话语强调了伟大防御功能,翻译则入乡随俗,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名称,体现其线形长度特征。运河是中国古代文献通称,受西方影响,近代以后“大运河”名称渐为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接受并采用,现在已经成为最常用的名称。直译“大运河”凸显了大运河的博大精深：国家工程、庞大的水运体系和举世无双的体量。     

从Ich bin ein Berliner的翻译看翻译中语境和语用因素的介入

翻译无法摆脱语境因素的介入.原文意义的确定,同样离不开语用因素的切人.为了确定原文的意义.有时需要结合语境和语用等多种因索.以下以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中"Ich bin ein Berliner"一句话的翻译为例,来说明语境因素、语用因素等在确定和再现原文意义时所起的作用.     

核心期刊与科研绩效评价

核心期刊已被广泛应用于科研绩效评价,但其作为科研绩效评价工具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客观上存在着参考性、滞后性、或然性、偏差性。因此,应以客观审慎的态度对待核心期刊,改进测评核心期刊的方法,完善各类期刊数据库,对核心期刊进行适当分级,以建立更科学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     

企业集团财务结算中心的实践和探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企业集团在各地迅速发展.但如何发展企业集团、管理企业集团是许许多多企业集团管理者必须面临的问题.在企业集团发展壮大的十多年的实践中,不少集团企业的管理者积极探索、勇于开拓,总结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浅析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生态伦理充满着对大自然的伦理关爱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之思。本文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 ,“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论和“民胞物与”的义务论三方面阐述了儒家生态伦理的思想 ,以期对当今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有所帮助     

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

本文从动态的视角分析了我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探讨了我国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并提出协调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和强化财政职能等对策性建议,以解决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企业家精神及其发展模式研究

企业家精神的兴起推动了基于技术创新的高科技企业和基于业务创新的中小企业的大量创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条件,本文在全面分析企业家精神的涵义、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