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 国粹生辉(四)——北京京剧院一代名家专访

北京京剧院建院32年,为中国京剧舞台培养了大量表演艺术家,以及优秀的幕后工作人员。著名京剧导演迟金声,导演了很多优秀剧目,是中国京剧音配像的总导演,快90岁了,至今还在为京剧艺术发光发热;著名丑角朱锦华、当红程派青衣迟小秋??诸位名家虽然在京剧舞台上的角色不同,却都在为弘扬京剧艺术而奋斗终身。     

论分裂割据时代藏传佛教各派对藏族文学的影响

分裂割据时期出现了藏传佛教的许多教派,随着这些教派的兴盛推动了后世藏族作家文学。这时期的文学,与吐蕃时期相比,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了较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是基于各教派的不同法脉传承而形成的,它确定了后世作家文学的发展方向和文学特征。     

基于社会福利视角的青藏高原公共服务问题初探

文章在对现存关涉青藏高原公共服务问题研究进行思考和整合的基础上,试图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对具有浓厚区域文化特色的藏区农牧民公共服务,提出一些新的思考维度。具体分析青藏高原公共服务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涉及了人口增长、环境恶化与老龄化、国际政治影响、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农牧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白、家庭保障和社会互助的补充性等问题。文章建议通过构建非缴费型农牧区养老保险模式、构建覆盖所有农牧民健康保障制度、建立农牧区救助机制三个层面来构建新型的青藏高原福利体系。     

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重要性和开发现状

"人力资源"概念的出现约在1970年以后,并逐渐取代"人事管理"等狭隘的字眼.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发达国家在过度强调物质、财政资源之后,认识到了人在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再回头给予重新定位,并视人力资源为人类、资源、环境的和谐及持续发展的最重要资产.笔者看到民族地区在脱贫致富的强大压力下,也正面临过分依赖和强调物质资本作用的相同问题,由此提出了西藏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要性,并分析人力资本量少,配置和结构不合理等现存问题.     

文化的多元性与少数民族双语教学

现代化是每个民族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丧失现代化意味着民族的贫困;每个民族又应保在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丧失文化传统意味着民族的消亡。民族教育中正确处理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要做到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和现代教育的现代化。文章结合两个藏汉双语教学的典型实践,从文化的多元性角度,引发了对民族教育中双语教学问题的思考。     

“浩特”机制及集体金融资本分析

传统游牧畜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以“浩特”为单位的集体经济形态.在这种集体合作的生产经营组织中畜牧业生产经营的融资、借贷、信贷合作关系广泛存在,涉及借贷、劳动互换、社交支出.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梳理“浩特”机制的作用,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5个牧业旗64个嘎查的调研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集体金融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 ...     

新时代高职院校体育文化建设策略探讨

新时代素质教育改革已深入各科教育教学之中,开展体育文化建设既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也是良好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部分。高职院校重视并推进体育文化建设的深入,有助于高职院校培养具有综合素养的社会实践型人才,提高高职院校整体的教育水平,促进其在新时代要求下的良性有序发展,最终实现育才育人的教育目标。文章就新时代下的高职体育文化建设路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教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融合路径研究

高职院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要目的,加强产教融合教学创新,既能践行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又可以让大学生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强化大学生民族责任感。基于此,为不断推进育人目标的实现,文中阐述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教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合必要性,探讨产教融合教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合要点,并从教学目标、教学课程、校外实践等方面着手,探究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教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合路径。     

论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央王朝因素——以元明清三代为例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就开始了本土化历程,从吐蕃时期王室主导推动到分裂割据时期自主以教派形式走向民间,佛教在西藏最初阶段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探索出了实现中国化的主要方向、基本路径、转化标准和推动方式。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这一历史新阶段的开启也宣告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中央王朝这个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均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在三代中央王朝的引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不但积极、主动地尊奉中央王朝、亲近内地文化,而且在教派传承、教义教理、管理制度、文化交流、学经教育、寺庙经济等方面都有了不断适应本土特性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历代中央王朝的庇荫下,藏传佛教加快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涉藏地区、藏语、藏文和藏族,从而成为根植中华大地、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实现了藏传佛教更进一步的本土化。     

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历史和现状

历史上,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政教合一制度的影响,寺庙管理从早期的堪布主导的管理制度演变为教派领袖主导的管理制度,再发展到活佛主导的管理制度,体现佛教教义和学经教育的内在需求的同时,也受封建割据势力和地方政权、部落、土司等世俗政治的影响,对藏传佛教的存续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寺庙管理制度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步入了民主化、法治化的轨道,寺庙管理实行了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制度保障。文章围绕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以及相应制度的建立、后弘期和政教合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寺庙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对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法治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