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形式与特点研究——以江苏茅山道院为例

公益慈善是宗教发挥社会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道教界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江苏道教界的公益慈善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受到了广泛好评.研究道教公益慈善事业的思想根源、开展形式、活动特点以及文化推广意义,是总结和深化当前江苏省道教公益慈善事业的一项重要课题.     

对苏州市“00后”家庭教育现状的分析研究

本课题通过对苏州市“00后”的家庭家长及孩子的调查研究,从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维度分析研究家庭教育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讨论,就如何改善苏州市家庭教育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从现代到后现代——文学意义与解释关系的演变

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过程中,西方文学领域内寻求文学意义的解释经历了3次重大的转向,可以约略概括为作者意图说、作品中心说和文本阅读说.从作品到文本的概念转换过程中,对意义的理解也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元的解释,同一文本在同时可以容纳多个不相同的意义存在.     

龙协涛教授来湖南理工学院讲学

2012年10月28日晚,《北京大学学报》前主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龙协涛先生应邀来湖南理工学院举行“文学阅读：自由愉快的精神旅行”的讲座,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余三定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部分师生代表在南湖藏书楼听取了讲座。     

国际私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国际私法的性质和调整对象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国内一些国际经济法学者就此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国际私法实质上是一种国内公法,且调整涉外私人间经济关系的冲突规范属于国际经济法的范畴.这种观点完全肢解了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体系.国际私法理应兼有国内性和国际性,调整涉外私人间经济关系的冲突规范也理应完全属于国际私法的范畴.     

农民工汇款水平及其内生影响因素——基于人力资本、就业视角

基于宁波市552名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区间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就业视角对农民工汇款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每月汇款水平主要在1 000元以下;汇款额随年龄的增加呈"∩"型分布;高中及中专学历汇款水平最高;西部地区汇款额略多于中、东部。第二产业汇款水平略高于第一产业;合同工汇款最少;人口负担率越高,汇款水平越高。性别变量正向影响显著,男性的影响系数为137.896;户籍所在地负向影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50.035、-266.891;就业领域正向影响显著,第二产业的影响系数为101.665;就业方式正向影响显著,自营的影响系数为262.255;外出务工比例、家庭就业人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366.999和-50.502,负向影响显著。年龄、文化程度、现职工作年限、总工作年限、人口负担系数影响不显著。     

论药学专业教学与科研的相关性

分析了药学专业教学与科研的现状与问题:教学责任的缺失、科研责任的缺失、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失衡。阐述了教学与科研的互利关系:科研促进教学、教学指导科研。提出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求发展,加强对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着力打造复合型人才。最后,探讨了教学与科研的协调与发展关系:教学是高校的立身之本,生命之源;科研是高校的强校之路,常青之藤。教学中有科研,在科研中有教学,两者相辅相成、互助互利。     

辣椒基因组DNA两种提取方法的比较

采用SDS法和CTAB法提取新鲜辣椒幼叶的基因组DNA,用核酸蛋白仪检测法、琼脂糖凝胶电泳法和PCR扩增法对两种方法提取的DNA样品分别进行检测,核酸蛋白仪检测表明:SDS法得到的DNAOD260/OD280均大于2.0,说明蛋白质去除彻底,但RNA未除干净;CTAB法得到的DNAOD260/OD280均为1.8～2.0,说明蛋白质、多糖、RNA完全去除。琼脂糖凝胶电泳表明:SDS法提取的DNA有两条带,说明样品中仍含有未被除去的多糖及其他一些次生代谢物质,RNA也有残留;CTAB法提取的DNA只有一条清晰整齐的主带,有效地去除了辣椒幼叶中的多糖及其他次生代谢物质,RNA也降解完全。PCR扩增法显示:SDS法和CTAB法提取的DNA样品均可进行PCR扩增,也可用作SRAP研究,但CTAB法提取的样品扩增出的条带比较清晰。结果表明:CTAB法提取的DNA含量高,纯度高,能够满足后续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需要。     

常态与非常态网格化治理的共同模式与守正创新

网格化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新模式,依据治理情境的不同,网格化治理有常态与非常态治理之分。常态网格化治理注重格内日常事务的治理,而非常态网格化治理则是应对公共危机做出的超常规治理选择,两者有着共同的治理模式。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社会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治理的预警性、清晰性和整体性内在需求。常态网格化治理在面对公共危机不利因素的高度积聚时存在着治理与情境的失衡,即存在着适用性障碍,暴露出治理上短板或不足,需要升级、转换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这要在依循共同的治理模式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补短堵漏和全周期打点来构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体系,进而提升网格化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平台运作逻辑的政治伦理风险

平台通过数据垄断、资本加持已经成为新型“非国家权力体”,其背后隐藏的平台资本主义在双边网络效应的支持下无序扩张,容易带来政治伦理风险。互联网平台依靠技术理性、技术价值遮蔽资本本性,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俘获公共权力,侵害公共利益。互联网平台的资本遮蔽性、负外部性以及“技术黑箱”导致网络空间政治民主偏离,互联网平台存在的“数据鸿沟”“马太效应”“数据孤岛”带来政治正义解体风险。党和政府应发挥主体治理监管作用,通过建构责任治理、规范治理、底线治理的三维框架,化解互联网平台产生的政治伦理风险,实现平台良性发展和规范并重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