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政府干预与资本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背景,以包含2004-2008年间可获得连续相关信息的1076家在深、沪上市的非金融公司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总共5380个观察值),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条件下,应用一系列GLS实证检验终极控制股东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政府干预如何影响资本结构选择,以及终极控制股东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与资本结构选择之间关系如何受政府干预的影响.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股东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与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2)政府干预与债务水平显著正相关;(3)终极控制股东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与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受政府干预的影响而变弱,政府的干预使得债务资本供给方(尤其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会给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高的公司提供货款,尤其是长期信贷资金.     

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论公司经营业绩度量指标

在典型的现代公司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委托人)处于公司之外,并不直接履行管理的权利,管理的权利被授予公司经理人(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