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国际煤矿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1月底至12初,由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煤矿历史研究机构和煤矿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英雄还是殉难者——世界矿工社会地位＂国际煤矿历史学术研讨会在法国杜埃市勒瓦尔德矿业历史中心举行。来自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12个国家的7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会场设在位于杜埃郊外的法国第一煤矿历史中心。该中心原来是一座年产约40万吨煤炭的煤矿,     

海峡两岸王世杰研究综述

王世杰是一位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他曾在教育界、政界、外交界、学术界身居高位,先后在大陆和台湾担任过重要职务,堪称蔡元培以后学人从政之第一人。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出版机构先后整理出版了王世杰的著作、文集和日记,学术界开展了对其生平志业及影响的研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对海峡两岸学者有关王世杰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初步总结,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王世杰以及研究民国史、国共关系史及海峡两岸关系史等将有所助益。     

抗战时期的孙越崎

孙越崎先生是我国现代工矿业的泰斗,能源工业的奠基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怀着极大地爱国热忱,冲破重重阻力,在抗战后方建起了一批现代化的煤矿,创办了玉门油矿,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被人们誉为中国的“煤油大王”。一     

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工作略论——仅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931年,长江曾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造成中下游沿江多处溃决,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在赈灾工作中,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华洋义赈会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制订施赈方案,并主持长江中下游受灾地区的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通过采取在灾区举办合作讲习会、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等措施,使赈灾工作获得相当的成功。通过开展一系列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对在受灾地区宣传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完善防灾重于救灾的理念,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台湾七日——第五届海峡两岸知识大赛散记

2006年9月7日-13日，我做为大陆的评审和武汉大学代表队的领队，应台湾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的邀请，赴台北参加第五届海峡两岸知识大赛。这次参赛的共有22所大学的代表队，其中大陆有8所，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台湾12所，分别是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师范大学、世新大学、致理商业技术学院；位于新竹的清华大学；位于苗栗的育达商业技术学院；位于台中的中兴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位于嘉义的南华大学；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还有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每个参赛队由1名领队和3名选手组成。大陆的8所大学都是国内外著名的重点大学；台湾的12所大学分布在岛内各地，     

鄂豫皖苏区经济公社初探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规模较大、坚持时间最长的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经济公社,它是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领导管理机构,是经济斗争和建设的主力军。它率领、组织公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大力发展工商业,千方百计筹措经费和物资,为支援革命战争、打破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经济、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巩固根据地等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     

资源委员会与抗战初期东部地区企业内迁

抗战初期,资源委员会组织并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工矿企业内迁,此举既保存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又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东西部工业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同时,对于改变地方经济分割局面,形成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在中国建立具有独立性的工业体系,支持抗日战争,都有重要的作用。     

农民运动讲习所与北伐战争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创办的,一所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在北伐战争前夕和北伐战争期间,农讲所为广东和全国培养了一批农运干部,为推动北伐战争的进展,在全国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正是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进行。     

底层生存与纯文学:面对时代的问题

早就有人预言过“艺术的终结”,也经常能听到文学“发生危机”或“陷入低谷”的惊呼;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性”是什么的疑惑与反思,却是新世纪文坛学界的新景观。于是,有聚焦于“纯文学”、“文学自主性”的讨论与争辩,有所谓“底层经验”、“底层写作”甚至“无产者写作”的提出与倡导。 若从福柯的话语理论看,任何“话语”都不是先验自明、充分自足的,都与某种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任何一种话语形式都会折射出权力社会制度对话语实践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福柯所言：“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说,在关于“底层生存”与“纯文学”的讨论与争辩背后,人们不难看到当下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剧烈变化和交锋,感受到人文学者对中国社会现实包括现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不同评价。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无论“底层生存”还是“纯文学”,都不是多么新鲜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在当下中国骤然浮现、聚讼纷纭,却是因为它们连系着新的理论视野、新的理解文学的方式,表现出进一步解放文学、更丰富地介入文学之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它们的讨论与理解不应该导致观念的“倒退”或重新狭隘化,而反倒应该能帮助文学焕发内在的活力。进入深广的境界。所以,虽然“底层生存”与“纯文学”是当代文学场域两端的相反的极点,但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更多的文学的维度,而且,在这样一种理论张力中,文学恰恰有望获得崭新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