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量大反馈效益好 《专业户》是我明年订阅的首选刊物

读者朋友,当你第一次读到《专业户》时,一定会认为她是一份专为咱农民致富服务的优秀刊物。在这里,我姑且不说她的通俗易懂,科学性与实用性强,只说她的信息量大和反馈效益好。如果与同类刊物相比较,你会发现《专业户》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它刊物,并且大部分是良种信息,更适于     

父亲和他的春联

每逢喜迎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挂起红灯笼,贴上大红的对联。在我们家,父亲在世时,每年春节门上贴的对联,都是他亲手写的。我们家是中医世家,到父亲已是祖传4代,他医术甚高,医治了很多病人。有时候,父亲给穷人看病不收钱。他曾对我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人要多做善事,医德好、对百姓态度好是医道家训。父亲除了医术精湛,他还有很好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熟读文史经典,通晓天文地理,精通书法绘画。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从上个世纪开始,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就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商业银行在社会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其资产结构和利润结构使其有大量的应计利润项目,因而也就有大量的盈余空间。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但又提供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对商业银行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     

论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再分配模式——兼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一、收入再分配的四种模式有关收入再分配以及它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得到人们的共识,但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经验已经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增长第一,再分配第二”模式.这种模式把体现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摆在第一位,而把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放在次要地位,甚至牺牲公平以求经济增长.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观点,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初始阶段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现象,随后便逐步减缓,最后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增长趋势被颠倒过来.刘易斯认为,分配不平等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分配不平等是一种对高收入阶层有益的现象,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因为高收入阶层可以使社会储蓄增加,储蓄的增加引起经济增长,这不仅仅是由于人们的储蓄边际倾向增加了,而且是由于他们的总收入以及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也增加了.因此,收入的不平等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过早企图进行收入再分配还会冒阻碍经济增长的风险.只要人们等待发展走完自己的过程,暂时的分配不平等只不过是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二)“再分配第一,增长第二”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改革之前的中国基本上属于此模式.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湖北陆水蝶类名录及其生态

本文通过1994～1996年6～7月在湖北省蒲圻县境内的陆水水库动物学野外实习，对鳞翅目、蝶亚目昆虫标本的采集及其生态进行了观察和研究。     

从“六·二九事件”到“卢沟桥事变”——关于“谁制造了卢沟桥事变”问题的又一考察视角

1937年7月7日,中国华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这次事变无论是其发动者,还是其发动模式都与此前由日华北驻屯军与在华特务机关策动的未遂“六二九事件”相吻合。“卢沟桥事变”实际上是继“六·二九事件”失败后又一次“合谋行动”。     

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而西方一些国家实行文化霸权主义,给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造成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危机、文化信息安全危机、文化资源安全危机、文化市场安全危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采取大力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大幅度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积极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等战略对策。     

论我国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地理标志是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加强地理标志的保护对于发展经济、提高我国特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由于我国存在多部门立法、多机构管理的混乱局面,使我国地理标志被大量冒用和滥用,地理标志的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实现,所以有必要对地理标志采用专门立法保护模式,通过科学、系统的制度建构来解决现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