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的改革与和谐

我们处于一个由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引发和加剧差异的时代,改革与和谐是应对差异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是最佳选择。对于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来说,改革是推进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的必要手段,和谐是引导这一变化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随着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中国的改革正式进入了要缩小社会差距的新阶段,我们要超越短期、狭隘、权宜性的观念,促进改革与和谐的长久、良性互动。     

企业文化的刚性特征及其克服

企业文化一经形成便可能表现出因难以改变而具有的刚性特征,这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路径依赖现象。企业文化所具有的刚性特征往往会牵制个体行为、破坏群体创新效率、妨碍组织设计的进一步完善。因此,需要通过个体层次的自主学习改善心智模式、通过群体层次的知识共享实现知识创新、通过组织层次的知识联盟打破组织记忆,以克服企业文化的刚性特征。     

从“四化同步”到“六化协调”:县域产业升级发展新思路

随着“绿色化”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服务化在我国GDP产值中所占比值越来越大,把“四化同步”适时调整为“六化协调”已是大势所趋。“六化协调”发展与县域产业升级的密切关系为河北省县域产业升级振兴带来新思路,如何做?首先要找差距,抓重点,提升县域“六化协调”整体发展水平;其次要加强“六化”各系统之间互动,提升县域“六化”各系统发展水平;最后要制定区域化的“六化”发展战略,优化河北省“六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     

从成语典故管窥赵国军事文化

文章对与赵国军事相关的成语典故进行了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又对其所体现的赵国军事文化作了剖析。     

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市矿协同发展机理研究——以淮南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转型,城市与矿业企业统筹协同发展,是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市矿协同发展系统四大子系统的运行、涨落、控制、协同,决定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城乡环境变化、社会生活改变,淮南市的实证分析,为市矿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基于蚁群算法参数的最优选择问题研究

蚁群算法是受现实蚂蚁群体行为启发而得出的一类仿生算法。通过对蚁群算法中影响算法性能的参数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蚁群算法中参数的最优选择问题进行实验分析,从而给出算法参数的最佳取值范围,以利于算法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和推广.     

对邯郸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与传统管制型政府截然不同,服务型政府将＂公共服务＂作为其职能设计的核心。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指手划脚的管制者,而应逐渐成为平易近人、脚踏实地的服务者。服务型政府具有市场经济、公民本位、公共服务、高效行政等特点。我国服务型政府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代表制思想、新公共管理理论、群众路线理论、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等为其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以及国外重塑政府运动的影响等构成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实动力。     

财政农业支出对西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基于云南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个资金投入不断增长的过程,且随着城乡一体化实施进程的深入,城乡融合的要求越高,资金的投入就越大。西部地区以县域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主要是政府推动为主导的城乡一体化。由于国家级贫困县较多,财政赤字严重,财政农业支出可持续问题成为西部大多数地区城乡一体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云南是国家级贫困县最多的省份,本文以云南为例,利用超越对数生产模型对城乡经济一体化与财政农业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提出西部地区解决城乡一体化财政农业支出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及建议。     

信念论政治之局限与后意识形态政治走向——奥克肖特政治“理想类型”理论探析

可以把不同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活看成是人类应对各种挑战的不同应战模式.这类应战模式在奥克肖特看来,可以抽象地划分成为两种极端的"理想类型":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人们正是通过在这极端"类型"的中间地带作出移动与调整,来使社会适应来自外部与内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由于近现代以来人类理性的盲目膨胀,各国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类型在本质上都严重偏向于信念论政治.信念论政治在显现自身合理性的同时,也把人类拖到了极其危险的意识形态政治之中.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以向怀疑论政治的适度回归来打通走向后意识形态政治之路.     

社会再适应、参与式重建与反脆弱性发展——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启示录

从受灾群体的主位角度来说,汶川地震的主要危害在于,它迫使受灾群体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受了一系列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从而导致了受灾群体原有社会关系被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灾后重建是受灾群体进行社会再适应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社会关系的重建.因此,灾后重建必须凸显和实现受灾群体的主体性价值,亦即受灾群体必须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灾后重建,在参与式重建中实现社会关系的重建和社会再适应.而灾后重建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修复因地震所致的破坏,恢复到震前的社会生活状态和社会经济秩序,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实现受灾地区的反脆弱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