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承包地流转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六地市农户问卷调查

从农户意愿角度,以福建省农民的农用承包地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农户承包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到影响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样本数据,并对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各个因素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职业、农户家庭的人口、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农户流转承包地的租金水平是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租金水平是正向影响,户主的职业和农户家庭的人口是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哈贝马斯与许茨生活世界理论的比较研究

阿尔弗雷德·许茨是现象学社会学创始人,也是著名的现象学哲学家.他通过对生活世界的结构和各个层次的考察和研究,开创了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理论.哈贝马斯是对生活世界问题作出过系统研究的著名哲学家,他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世界内涵的分析以及对"系统--生活世界"双层架构的理解,探讨了现代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合理化进程.在生活世界理论方面,哈贝马斯受到许茨理论的一定的影响,同时又体现出自己理论的特色.本文通过对这两者生活世界理论的比较研究,阐明他们各自理论的独特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再探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含义,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特殊情况相适应,并使马克思主义可操作化、行为化,使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自己的特殊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有明显差别.一大党纲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和政策,因此,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视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为中共二大.     

《洛阳造像记》的文学价值

<洛阳造像记>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同时也是佛学、史学、地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它创新了石窟文体模式,成为元魏石窟文的新模范;体现了地记文之过渡特征,开启了时代地记文学之先声;开创了<洛阳伽蓝记>文法结构之先河.     

思想史研究视野新探索思想史的界定与门径——以两部学案为例

由于研究对象的无形与复杂,思想史的界定很困难.虽然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但具体的研究却有待于来自学术史的规定.<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奠基性著作,本文以这两部学案为例,就思想史的形态与内容、体例与方法,以及知识与价值诉求下的不同的思想史观进行了分析.     

农村土地应实行租赁经营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轰轰烈烈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包产到户,不是土地承包,土地是作为生产资料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具有稀缺性、气候性、位置性,是一种不动产,其经营方式应是租赁经营。土地承包实际上就是平均分配土地,不是经营方式,其使用价值终结,没有延续性。农村土地应实行租赁经营,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为农村土地租赁法,培养具有专业技术的新型农民和从事农业的企业家,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发展农村专业化分工。     

"内在超越"与哲学的批判本性

以"外在批判"为根据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由于其"外在性",被证明是一种无根的、独断的和独白的,以否定现实生活世界作为归宿的批判.要克服哲学批判性的这一深层困境,就必须克服"外在超越"的哲学前提和思维方式,在保持哲学超越性视野的同时,消解其外在性及其由此所带来的抽象性与独断性,实现从"外在超越"向"内在超越"的转换.在实践哲学的范式内,马克思以一种辩证的方式理解哲学的"内在"与"超越"的关系,从而实现哲学批判的实践理性转向,使哲学的批判性真正成为了内在于现实生活同时超越现实生活的真实力量.由此,哲学批判的主题和内容不再来自于先验的理论原则而完全来源于生活实践;哲学批判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对现实世界的裁决和评判,而成为生活实践的内在环节与推动力量;同时,哲学批判的实践理性转向集中体现在了哲学批判的思想旨趣和理论功能上.     

农户信贷约束研究进展述评

近年,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户信贷约束问题受到了学界关注,但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相当广泛的分歧.本文从农户信贷约束的内涵、原因、影响、类别等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证文献,试图全面概括其研究进展,并在文末对既有的研究进行简要的评述,同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农民工返乡的逻辑——以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为例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沿海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企业关闭,在这些工厂工作的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8年底,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为失业返回家乡。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和返回家乡,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农民工返乡因此引起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农民工返乡后的社会适应状况如何?他们失去务工收入后,还能在家乡待多久?他们可以重新适应农村的生活吗?他们还有土地可以耕种吗?他们返乡后是否会对农村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农民工的返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到田野进行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别到贵州、湖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稳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城市化政策,使得农村具有极强的吸纳返乡农民工的能力,农民工返乡并未引起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国农村再次发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期和蓄水池的作用。而构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调查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不同代际或者不同年龄农民工对乡村社会适应及个人生活预期差异的判断。外出务工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任务越来越重,他们不得不从比较浪漫的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回到比较现实的考虑中来。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者在家务农,外出务工收入加上在家务农收入,使得中国农村的小农家庭普遍可以获得温饱以上的收入。我们若不能理解中国当前的农民生活处境,不珍惜中国农村现存的基本经营制度,我们就可能失去目前中国仍然具备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出现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回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