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中世纪阿拉伯人对哲学和科学的贡献

中世纪的阿拉伯人重视理性,掀起了规模宏大的百年翻译运动,使阿拉伯思想家的理性思维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阿拉伯世界的理性主义传统导致了中世纪伊斯兰教世界科学和哲学的繁荣,阿拉伯思想唤醒了沉睡的欧洲思想界,导致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到来。伊斯兰教由尊重理性而尊重科学,对世界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张家山汉简与汉代户赋制度新探

根据新刊布的张家山汉简相关材料考证,汉代户赋的征收并非人头税按户征收,也不是始终按照“每户每年出户赋二百钱”征收。其实,在汉初户赋是按爵位分等级来征收,其后随着爵制的泛滥,逐渐为以訾征赋的标准所取代。     

儒学现代化应向巴哈伊汲取什么?

产生于东方的儒学和巴哈伊教,在当今都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新兴的巴哈伊教承传儒学的人文精神及社会理想,取得了传统宗教向现代化转换的成功;儒学应向其汲取改革不合时宜教义、重义又重利、保护环境、改善教育和妇女状况的成功经验,完成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     

试析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的共识

本文阐述了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问题曾经达成的共识,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层次加以理解:一是双方之间在邦交正常化谈判前后达成了约定,特别是日方默认了“不提”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方式;二是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对“搁置争议”约定的确认,并由两国领导人给予了默认;三是在上述约定及其确认基础之上,两国之间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形成的默契,即双方都不改变钓鱼岛的现状.总之,中日之间关于“搁置争议”的共识是在约定、确认和形成默契的过程中成立的,野田政权的“国有化”措施却破坏了这个共识,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尽责式治理:党建引领乡村精细化治理的实践机制——以陕西省镇安县为例

是否尽责是善治的重要衡量标准。充分发挥党建势能要注重以治理责任为纽带,根据乡村治理责任属性和治理条件推进尽责式治理,更好地创新组织载体、整合要素资源和优化治理责任,从而推动乡村精细化治理。基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镇安探索的研究发现,为克服条块关系不优和治理悬浮化困境,需要以融合共生的理念和方式推动治理责任落实和治理范式革新;通过强化人民至上的责任观,优化“人人有责”的治理结构,达成“人人尽责”的预期治理行为。从“大治理观”和高效能治理视野审视党建引领乡村精细化治理的实现路径,要更加重视治理责任重构和优化、治理方式更新和完善以及治理机制改进和创新,进而推动基层党领共治型的尽责式治理,提升乡村基层治理善治能力。     

"位置意识"与日本战略文化的特点

本文以战略文化的观点,从“和”的文化开始对日本人的位置意识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日本人文化性格中的上位意识和下位意识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以位置意识为背景的日本战略文化特征及其与大国结盟并努力成为大国的战略思维方式。进而分析了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通过建立“普通国家”而再次显现出来的上位意识,即大国意识的恢复。最后通过日本人的对美追随政策和日本人的中国观,进一步讨论了日本人的位置意识和大国意识。     

内心和谐需要三种精神的平衡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需要一种稳定的结构。自然界中的稳定结构是正三角形,人类社会中的稳定结构也是正三角形。这是因为人类有三性：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为了使三性均衡发展,必须形成一个正三角形。这个正三角形是含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宗教精神三种因素的等边三角形。人的三种精神的培养和整合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认识和再发现三种精神,实施三种教育,解决三种关系,就可以实现内心和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