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分析社会参与和中老年消费之间的关系,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社会参与影响中老年消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参与对中老年总消费、日常性消费、发展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对享受性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社会参与能通过影响认知能力、投资与缓解信贷约束间接影响中老年消费,且三者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社会参与对中等收入群体、城市消费群体、中年消费群体的影响更大。因此,未来应创造相应条件鼓励中老年人积极进行社会参与,加大对中老年人学习信息技术、参与老年教育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同时,加速适老化社交型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以有效发挥社会参与对中老年消费的拉动作用。     

基于ANSYS的行李车改造成发电车的车架设计与分析

现代设计方法的发展和使用,使铁路车辆设计变得越来越快速高效。在行李车改造为发电车过程中,首先根据车架结构对车厢进行布局设计,其次运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对改造后的车辆车架系统从强度和刚度方面进行计算和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使用APDL语言对车架薄弱环节和不合理结构进行改进。最后,对改造后车架进行模态分析和谐响应分析,确定有害频率和振型,并采取有效减振措施。从研究结果看,改造后的车辆车架能达到安全使用的设计目的。     

印度战略文化及其变迁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战略文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以来,从战略文化视角解释印度外交战略的研究不胜枚举.学术界对印度战略文化的研究普遍受到文化“稳定性”、“持久性”等基本特征的限制,主要从静止的视角围绕其起源、属性与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本文试图从动态视角理解印度战略文化,构建战略文化生成与变迁理论框架.通过对战略文化的类型划分发现,印度在冷战时期形成了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协调型战略文化,冷战后形成了强进攻性偏好的冲突型战略文化.作为印度战略文化变迁的首要条件,环境认知推动了印度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从而影响了战略文化变迁.具体而言,国际体系环境的变化重塑了印度决策精英对国家安全的判断,并内化成新的观念体系.全新观念体系驱使决策精英行为偏好改变,且通过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上升为特定取向的国家战略偏好,最终生成全新的战略文化.     

城镇化视角下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讨

城镇化需要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首先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界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其次从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入手,分析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逻辑机理。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在户籍身份、社会地位、生活权利、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受教育程度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完全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工完全融入城镇生活,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知识经济时代的新产业革命

在概括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由知识经济引发的产业结构演变和发展的新趋向 ,指出知识的产业化和产业的知识化将是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特征。认为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将来源于知识产业这一“主发动机” ,而经知识化改造的第一、二产业则将作为承重的“底盘”     

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论:基于组织视角与个人视角的转换

当前对立法程序所形成的“法案的提出、法案的审议、法案的表决和法案的公布”四个显性立法程序的基本共识,不能全面解释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原因在于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法案的起草、法案的审议、适用解释”四个隐性立法程序。其中的逻辑主线表现为显性立法程序与“组织”相勾连,隐性立法程序与“个人”相勾连。《立法法》条文以“组织”视角所建构的显性立法程序和立法实践以“个人”视角所探寻的隐性立法程序共同构成了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从纯粹立法学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着手,所建构的立法程序二元结构,需要在“组织”和“个人”两种视角中循环联动,实现视角的融合,以扩张既有的理论解释力,争取最大限度的接近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     

“土地财政”下的土地和住宅市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的双重压力。我国目前实行地方政府垄断的土地出让制度,许多受"土地财政"理念主导的地方政府通过一些方式抬高土地出让价格(例如实施"饿地政策"),以弥补预算内收入的不足,缓解财政压力,但是却可能会推动居住用地价格和住宅价格的上涨。更进一步,为了在招商引资中占据优势,许多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抬高居住用地价格以弥补机会成本。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越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以及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进行招商引资力度越强的城市,居住用地供给的受限程度越高,居住用地价格上涨的压力也越大。但上述地方政府行为通过土地市场传导至住宅市场的效果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中西与新旧之间: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和西方不同,在近代中国,除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外,还存在着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社会制度方面,前者主张全面改革甚至革命,后者主张维持现状或少许改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思想文化方面,前者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后者主张认同、维护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的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联系往往是历史的,而非逻辑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如此的因果关系.一个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在文化上可能是激进主义者,也可能是保守主义者,反之亦然.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式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时应坚持如下几个方法或原则: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或原则;二是一分为二的方法或原则;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或原则.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展--以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为例

纵观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一个曲折进程———自觉不自觉地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尤其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以及中国特色问题———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中体现自己的特色,实现自己的创新。为了能展示这一特点,本文想通过以下四个在中国社会学界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来加以证实,即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动论。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手段的选择、确定问题及改进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效的政策执行手段对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意义重大。通常使用的政策执行手段有五种,政策执行手段具有某些作用特性。选择、确定合适的政策手段,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手段选择、确定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改进。